这时候的穆青已经失去了新闻写作的权力，他所有的采访笔记都被造反派抄走了。但是潘从正和任羊成这两个农民的形象，成为他心中放不下的一个情结，一想起他们，穆青的心中就有一种歉疚，时间越久，这种歉疚就越深，最后竟积淀成了一种负债感，这种感觉一直在困扰着穆青。

　　那段日子穆青根本不知道今后还能不能够再干新闻工作，但他做了最坏的打算，如果不让他再当记者，他依然要把红旗渠和任羊成这些劳模用另外一种方式写出来，了却他心中的这笔文债。

　　有关文革期间穆青的这些想法，在我对穆青的二儿子穆小枫采访时得到了证实： “那个时候他白天在单位接受批判、劳改，晚上还能回家，还能看点书，那个时候有一阵子他借了一本书叫做《远离莫斯科的地方》，他看了这本书非常激动，后来跟我说过，他呢，也想写一本书，叫做《远离北京的地方》，我估计就是这个写红旗渠。”

　　这里有必要说一下，我也从新华社的图书馆借到了这本书，很快的翻了一下，才弄明白《远离莫斯科的地方》，是前苏联作家阿扎耶夫1948年的作品，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出版发行。讲的是前苏联在卫国战争期间，一个布尔什维克式的领导人巴特曼诺夫和他领导的工程管理局，在艰苦条件下修建西伯利亚输油管的故事。

　　但有意思的是穆青还真的为写小说作了准备，穆小枫有这样一段回忆： “我曾经看过他的一本日记，单独的一本日记，日记里面呢，他在计划写本小说，里面的主要的主人公和大致情节都有，但是就几页，刚开始，我看肯定就是红旗渠的事儿了，因为有这个排险英雄叫不叫任羊成，我都忘了，有排险英雄，有这个县委书记，一看就是红旗渠嘛。”

　　其实从这段对穆小枫的采访中，我感受到了穆青当时巨大的心理落差，和精神上那种极度压抑的状态。只是他没想到这个状态竟然延续了十年。

　　1996年10月穆青在“穆青新闻作品研讨会”闭幕会上的发言时，讲了他当时的感受： “十年文革把我搞得够呛，那十年是我45岁到55岁，正是业务成熟、精力旺盛的时期。多好的年华呀！全断送了，什么事也干不成。”

　　还好，十多年后，穆青终于抓到了一次写作的机会。那是在1978年初文革刚刚结束。有一天，新华社编辑部收到山西分社的一篇稿件，介绍山西闻喜县一位老劳模吴吉昌的植棉经验，这个材料一下子勾起了穆青心中的欲望。

　　尽管吴吉昌不是潘从正和任羊成，但在穆青眼里他们都一样，都是最朴实的老百姓。沉寂了十多年的穆青，一直没有忘却心中的文债，他要抓住这次机会，把积郁在心底多年的情感呐喊出来。后来经过七次大的修改，1978年3月14日，穆青与陆拂为、廖由滨合写的长篇通讯《为了周总理的嘱托》在

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这是穆青文革以后发表的第一篇作品，1978年底，这篇文章被收录在了中学语文课本中，十年以后教材改革时才从中学课本中撤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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