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从1957年开始一直在强调阶级斗争，到1966年穆青他们写焦裕禄的时候，已经有八年的时间。当时从小学生到工人、农民、解放军，甚至家庭妇女，都被组织起来参观各种阶级教育展览，参加不同形式的忆苦思甜大会，目的就是要让所有的人明白，如果不对阶级敌人进行斗争，“我们就会失去现在的幸福生活，回到万恶的旧社会，再吃二遍苦，再受二茬罪。”

　　关于为什么要强调阶级斗争，我们在采访原新华社社长朱穆之时了解到大概情况是这样的：“思想领域，谁战胜谁没有解决，这个时候还有一个问题，国际上头的，那就是赫鲁晓夫反斯大林，这样的两方面促成，就是毛主席就从经济建设，主要搞经济建设转为要抓阶级斗争，是这样一个情况。”

　　当时与穆青一起合作的冯建，他也有切身感受： “在当时来说很不容易下这个决心，要不然的话，就没有焦裕禄这个人物了，你还是写抓阶级斗争，是不是啊，焦裕禄他不是这样做的，他是从兰考的实际出发，从兰考当时30万人民需要出发，叫做急老百姓所急呀，当时他要吃饭啊，他要填饱肚子，所以他要救灾，他要发救济粮，他要发展生产，他要抗御三害啊。”

　　写不写阶级斗争这是一个问题，穆青面临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敢不敢讲真话，敢不敢说灾难，这也是要冒很大风险的。1958年，彭德怀曾经在庐山会议写下了万言书，指出大跃进和浮夸风给老百姓带来灾难，结果彭德怀被定为反党集团的首要人物，撤销了一切职务。

　　如果不讲灾情，不说真话，焦裕禄这个人物就没有办法写出来。如果说了真话，如实地把灾情写出来，那肯定是犯了大忌，很难说后果将是什么样子。在当时那样的政治压力下，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面对风险穆青的态度是什么呢？我们在采访当时另外一个合作者周原时，他是这样讲述的： “这种饥饿，这种困难，只能说好的，不能说坏的，你报道你能写这个东西？穆青最大的功劳是下决心写。”说这话时，周原显得很激动。他在语气中强调了“穆青最大的功劳是下决心写！”

　　穆青是怎么样下的决心？他的勇气来自哪里？他当年究竟看到了些什么？

　　这时我看到了穆青当39年前的采访笔记。他是1965年冬天到的河南兰考。当时从全国来讲，三年困难时期只能说基本过去，因为从1959年开始，几乎全国的老百姓都在饿肚子，就连穆青自己也不例外。但此时的河南的重灾区兰考，还是困难依然。穆青在这里了解到的情况，远比他想象中的灾区要困难得多。有这样一个数字：1962年，兰考县的韩村全年一个人只分了(十六两老秤)十二两红高粱穗，合现在的粮食七两半，这就是一个人一年的口粮！这样的情况在1965年也没有多少转机，这让穆青感到吃惊，他在采访笔记中写下了这样的话 “一幅悲惨的流民图” 。

　　其实在这次采访中我还了解到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那就是当年焦裕禄和县长张钦礼带领兰考群众治理沙丘时，一样没粮食吃。当时的县委宣传干事刘俊生一直跟随焦裕禄参加治理沙丘的劳动，据他回忆： “当时困难得很，都是我们男劳力都在封沙丘，有些小孩、有些妇女上外边去要饭，要了饭回来再吃。他们(村民)都吃这碎的，俺去跟那住着的时候吃那大半拉的，吃那囫囵的。

　　当地有种说法，将要回来一疙瘩馍，一疙瘩饭烩到一块儿，这叫“百家饭”。今天的人们无论如何也想像不到这个百家饭是什么味道，可当年就是这样的百家饭也不是谁都能吃得到的，只有参加劳动的壮劳力每天才能平均分配到少得可怜的一点点。

　　当时的县委书记焦裕禄和县长张钦礼正是在这样一种环境下，吃着老百姓乞讨来得百家饭，带领兰考的青壮劳力，在盐碱地上、在沙丘上创造出了今天的绿洲。穆青在他的采访笔记中，记录了当时的真实感受： “我们在兰考采访期间，深深感到兰考的干部和群众对焦裕禄同志的怀念，是真诚而深厚的，县委的所有同志谈起焦书记来，最后总是热泪盈眶几次说不下去，县委书记张钦礼说一次哭一次，实在令人感动。县委通讯干事刘俊生保存了焦裕禄同志生前穿过的一双袜子和一双棉鞋，袜子一补再补，鞋子也破得不像样子，这些遗物生动地说明焦裕禄同志艰苦朴素的品质。”

　　据当时的县委宣传干事刘俊生回忆，穆青走到焦裕禄曾经坐过的藤椅前，很长时间没有说话，抚摸着藤椅的扶手，不停地落着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