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看来数字电影并不是简单的用数字器械一拍就成了的。

　　贾：是这样的，当然也不像另外一种说法说的那样，所谓的数字电影是用胶片拍完，然后转成数码，在数字影院放映。数字电影需要的是一种数字的观念，它需要我们在这个时代寻找到一种新的影像叙述方法。

　　现在在欧洲，还有一些保守的导演对数字影像持一种怀疑的态度，保持着一种距离感。

　　而我是全身心地投入到数字电影当中。就像和DV一样的数字家族，它们顺应了时代的发展，取代了传真机，取代了邮差，现在正在迅速地升级。电影也一样，要顺应时代的发展。就像生活在一个民国的人，未必一定要觉得自己是晚清的。 我们要相信这个数字时代已经来临，这是一个无法逆转的潮流。

　　吴：在追求这些数字的技术形式上之后，是否还能保持您原有的那种对人物对社会非常细腻深沉的表现呢？

　　贾：我是想把两部分结合起来。一部分是非常精准、细腻对当下生活现实的描绘；另一部分是有创造性的数码拍摄手段。我觉得一种新媒介到来的时候往往会很形式化，为了形式而形式，脱离了真实的情感。而且像中国现在这种情况，在一个非常剧烈的变化时代中表达真实的社会情况，也是很必须的。

　　也就是说一方面是新的数码形式的实验，一方面是非常扎实的中国人形象。我们都要尽量做到用新的观察角度去审视，如果只是在形式上追求一种数字的感觉完全没必要花1000多万去干件事情，这毕竟不符合国情。

　　纪录片它是一种非常灵活的记录形式，也是试验性非常强的。它可以看出你的观察能力，反应能力，组织素材能力。

　　大部分导演去拍纪录片时，只是停留在社会学的层面，我觉得还是应该回到美学层面，毕竟这是电影，应该拥有它的特点。

　　问：有消息说您的下一部作品是一部纪录片，我认为您对纪录片是有情结的。这次在拍摄纪录片时也会使用DV吧？

　　贾：是的，这部纪录片的名字叫《静物》，我想用SONY新出的HDV来拍。因为整个影片属纪录片，DV又非常接近这些素材，影片讲述的是我这些年来交过的一些朋友。

　　DV拍摄能使整个影片和人贴得很近。我们可以拍摄他们很私密的空间，拍他的窗台，拍他的办公室，拍他的桌子，甚至拍他桌子上的水杯，把他和他身体之外的东西结合起来进行拍摄，真正的将他和他的生活环境联系起来。

　　可以说《静物》也是一部实验性比较强的作品。

　　吴：拍摄《静物》会让您完全投入到纪录的感觉之中。

　　贾：没错。我是对拍纪录片非常感兴趣的。纪录片它是一种非常灵活的记录形式，也是试验性非常强的。它可以看出你的观察能力，反应能力，组织素材能力。

　　早期的纪录片试验性都是非常强的，像伊文思拍的《雨》，很细腻的拍雨前雨后。而这种形式的片子现在是越来越少了，大部分导演去拍纪录片时，只是停留在社会学的层面，我觉得还是应该回到美学层面，毕竟这是电影，应该拥有它的特点。

　　吴：现在各种范围各种性质的DV比赛和DV影像活动都特别多，您可能也参加了不少活动的评选。在您看来，我们当前是DV创作中存在着哪些优点和缺点？

　　贾：我觉得光在国内看的话，对这些认识还不是很清晰。但是我去了两个国外的影像展：一个是汉城的短片展，一个是都林的电影节，里面有大量的数字的影像，相比之下我们的东西各有一面。正面的是言之有物，即对现实有一种敏锐地反映，并且拥有卓越的情感在里面，是一种沉甸甸的，让人很难以忘怀的东西。

　　另外一方面的弱项就是我们没有很好的使用这种理解。第一从技术的层面上，我们制做的过于粗糙，而这种粗糙跟钱跟经验是没有关系的，只跟这个器材到底能做到什么层度有很大关系。所以说我们的拍摄心情太迫切，没有很好的了解拍摄器材，直接就去拍了。其实DV的好处就是简单易学，但是很多作品很可惜，我想只要你好好摆弄摆弄那个器材一星期，拍拍试片，就绝对可以克服技术上的弱势。再有一方面就是DV语言上的自觉性不够，拍得都太原始。要么十个影片里有五个影片拍的像大家都喜欢的《疾走劳拉》，故事结构完全是照搬，基本的语言都太单调，而且都是在模仿阶段，不怕做不好，就怕没有自觉性。说白了就是拍的都太保守。因为作者可能以为自己拍的已经很强了，和《疾走劳拉》差不多，其实那是太保守了。像我们看的德国、日本、韩国的影片，那些东西可能会觉得很幼稚，但是那是它的语言。一种语言可以成熟，第一步做得不好，第二步可以做好，慢慢成长。所以说在我们自己拍摄的DV作品里，能够看到自己的DV语言风格是不多的。这就是一个缺憾。

　　吴：您给大家提的建议就是要从技术下手，细致地去拍摄，细细地去思考。

　　贾：是的，打个比方，就像骑自行车，自行车很好学，也没有那么多的机械原理，但是你起码要知道链条底下有个轴承，轴承里面有一些珠子，那些珠子要靠润滑剂来润滑。

　　DV也一样，它很简单。但是你要清楚你手中的机器，什么情况下焦点会很实，怎么样让曝光准确，是不是快速的摇动会有脱像。基本的东西要掌握，也可以说这个东西你要把它玩转了，因为这个媒介不难。

　　吴：对于DV发展未来我们有很多理想的想象，但是，就目前而言，产品的出口是个很难解决的问题，对于DV片的传播您有怎样的认识？

　　贾：你问的这个问题很好，其实现在是没出口。像我们在韩亚的短片电影节上，其中用一天的时间开会来讨论这个新的DV影像出口的问题。在一个电影经济和电影文化比较独立的自由影像世界里，出口其实很多，影院当然是最主要的出口(但在全世界范围内传播却是很难)，传统的像电视台，还有近来的DVD的销售。

　　韩国的同行想了很多好玩的方法，比如说他们在釜城到汉城新开的快速列车上销售短片，还有就是跟手机挂钩，把拍的几十分钟的短片放到上面去。

　　吴：这次《世界》在传播方面有没有一些新的尝试？

　　贾:我只能利用我比较熟悉的渠道：通过影展把它变成一个电影产品，在国际上进行销售。和手机合作，我也不感兴趣，也没有能力。当然我认为这个问题和网络管理和盗版也有关系。现在这些东西都还不健全。如今法国正在讨论的就是：从网上下载音乐到MP3上是否合法。很多主流的报纸就对此事进行争吵，有一种认为下载符合网络的自由性，另外一种则认为涉及到了知识产权的问题，需要考虑到艺术创造的回报。我就比较支持后者，你可以便宜，但一定要有回报。做一部片子跟做一首歌是一样的，它也是一种劳动的付出。

　　《世界》就有个好的开始，我们已经和广东一家手机影视产品供应商有了合作，但具体情况还不知道如何。

　　相信一切都会更好。

　　吴：当然，我们有理由相信DV会成为这个时代影像产品的主力军。也期待着有更多象您这样优秀的导演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