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因为有了那种影像缺失的遗憾和那种无踪可寻，无迹可查，我才拍出了那些艺术电影。

　　DV是一种跟身体真正结合的感觉，就像是喝水，是一种需要，走到哪拍到哪，一种很随意的影像，是融入血液里新的生活方法。

　　如果说有了DV，电影也真的要死亡。那就让电影死亡了吧，因为这是这个时代所需要的东西。

　　吴：通过您对DV的认识，给我的感觉是您更看中的是DV的记录功能，但是，您却至今还没有拍摄一部纪录片。您以前拍摄的《小武》，《站台》，《任逍遥》都有很强的纪录感觉，您好像是在努力地把以前丢失的记忆给补回来，有种记忆追回的感觉。很多故事的情节和您自身成长的经历有很大的关系。这是不是您对80年代没有影像纪录的那种遗憾的弥补。

　　贾：记录不仅仅是对现实的记录，还包括对所有有感而发的感情以及人们脑中的幻想，变成的影像的记录。

　　我觉得正如你所说，正是因为有了那种影像缺失的遗憾和那种无踪可寻，无迹可查，我才拍出了那些艺术电影。

　　而作为一个可以无中生有的艺术电影，我们就可以把它重新扮演。同时，我也强调一点：并不一定是写实的纪录的，才算是所谓的影像记忆。比如像20世纪达利的那种超现实主义的影像也是当时人们心情和心灵上的一种写照。用DV拍摄应该是一种非常轻松的与影像的关系。并不是说我一定要去开展览，我一定要去电影节，一定要发行。DV是一种跟身体真正结合的感觉，就像是喝水，是一种需要，走到哪拍到哪，一种很随意的影像，是融入血液里新的生活方法。

　　D V很随意，它挑战着专业性，我对这种观念很不以为然。有一种说法：自从有了照相，绘画就死亡了；如果说有了DV，电影也真的要死亡。那就让电影死亡了吧，因为这是这个时代所需要的东西。每一个时代都会有一种人们最爱的媒介。为什么人们会喜欢DV，就是因为它适合这个时代，那么你就不能为了维护一个媒介的媒体地位来限制另一个媒介的发展。

　　最放松的方法也是最大众的方法。我觉得这种方法非常好，慢慢的就会使人有兴趣。当然包括作为一种报刊、一种杂志它的意义就是引导着人们做得更好。如何做的更好呢？就是加入进专业经验，告诉人家怎么能拍得更好，怎么去曝光，怎么去寻找焦点，怎么样去控制你的景深。但是在过程里，人会分化：有的人把它作为种桥梁，他的理想就是想做电影；而有的人则永远是瞎拍着自己玩的。

　　我认为DV是自由的媒介，它和手机、互联网都是数字家族里的表兄弟，拥有共同的属性。而且它可以和这个时代一起成长，它的交流既可以点对点，也可以点对面，DV兼容了很多媒介的方法，我们可以把拍摄出来的东西放到网上和人们一起分享。不管是制作DV的纪录片，还是剧情片，短片，都一定不要丢掉那种自娱自乐。也就是说不要太强调它的专业性，DV是大众的，它使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影像的生产者，这就是它的特点。以前获取影像可能会是一种特权，即使70年代很多家庭拥有照相机，但大多数影像还是由报社记者留下来的，而那些家庭也只是有能力的家庭，只局限于一个阶层。今天就大不一样了， 它是一个大众制造影像的时代。

　　整个世界电影历史的变化，美学的变迁，都是跟着技术的发展而发展。

　　DV就是DV，你要是想追求胶片的效果，为什么不去拍胶片呢？为什么要模仿呢？DV是拥有自身特点的。

　　数字电影需要的是一种数字的观念，它需要我们在这个时代寻找到一种新的影像叙述方法。

　　吴：《任逍遥》是第一部能够进入戛纳竞赛单元的亚洲数字电影。据说《任逍遥》有很漫长的后期制作，在法国做从数字到胶片的转换工作，用了很长的时间。那个很老牌的制作公司承接过美国、瑞士、意大利、澳大利亚等不同国家的很多数字电影。完成影片以后，它的工程师们感到非常吃惊，他们基本上有这样一种评价：这部电影是他们所看到过的最好的一部数字电影，它基本上发挥了数字的特性、优势而弥补了数字的不足，特别是在色彩和运镜上，寻找到了属于数字电影的方法。

　　您觉得用DV来拍摄的时候，与传统胶片电影在美学上都有什么改变呢？

　　贾：到目前为止，我有三部电影是用DV拍摄的。第一部是2001年拍的《公共场所》，完全是用家用的PD-150。第二部是《任逍遥》，用的是PD-150和数字贝塔专业机器混合拍摄，后期采用胶片。第三部是《世界》采用了SONY高清。

　　可能与我学理论有关，我觉得整个世界电影历史的变化，美学的变迁，都是跟着技术的发展而发展。也就是由工业属性来决定美学特点的改变。像一开始的默片，它完整地不依靠语言，是完全依靠动作的美学系统。有声以后，默片时期结束了，电影的文学性迅速加强：语言，剧情，叙事，音乐都相继出现，电影的美学又变化了。到了后来，黑白片向彩色片转变的时候，色彩作为一种因素也进入了。

　　原来使一本胶片只能拍一到三分钟的素材，变成一本胶片可以拷十分钟，现在用DV拍摄，长镜头几乎可以无限制拍摄，这时美学也变化了，点点滴滴技术的改变都带来了非常深刻的艺术上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