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的说

　　第一，它轻便、灵活，可以在非常狭小的空间拍摄。比如在火车站候车大厅那种喧杂的环境下不需要灯光的条件下拍摄；甚至可以手持摄影机长时间的跟随行人在街头游动。

　　第二，它可以连续拍摄，50、60分钟。如果你真的需要镜头不终止的拍是可以的。2002年的嘎纳电影节上有几部数字电影：一部是我的《任逍遥》，一部是亚历山大·索科若夫的《俄罗斯方舟》，还有来自英国的《全天候派对》和来自伊朗的《十》，都是完全抛弃了传统35毫米胶片的电影。像《俄罗斯方舟》，把90分钟的镜头直接记录在一盘带子上，并不像以前我们一定要依赖剪接，它的价值很高就体现在它可尝试一个镜头来完成一个影片。

　　第三，合成。在后期制作时它有很大的想象空间，不拘泥于现实。电影一开始有两个传统：一个是纪录传统，像卢米埃尔兄弟拍摄的世界第一部电影《火车进站》；还有一个就是美利埃的传统，从电影一诞生他就开始想象，飞入月球，完全科幻完全超现实的。那么，数码又重新在这两个方向上成为了强有力的支持工具。它的后期可变性，让一种充满想象的影片也能方便到了极致。像新浪潮时期的重要导演Eric Rohmer，他拍过一个《女贵族与公爵》故事片，一开始完全都是在蓝背景前拍摄的，然后又拍了大量的十七世纪的绘画，把华丽的风景和人迭加起来。那是真人演员与特别绘制的背景图画合成起来电影。

　　吴：您是如何看待用DV拍出胶片感觉的影像呢？

　　贾：这我是坚决反对的。DV就是DV，你要是想追求胶片的效果，为什么不去拍胶片呢？为什么要模仿呢？DV是拥有自身特点的。

　　我在拍《任逍遥》时，比较初级，但是还是有意识地追求数字的表现，比如为了寻找适合DV表现的质感，我们影片中的演员全身上下几乎都是塑料：包和鞋是透明的塑料，衣服是偏蓝色的薄纱，跟工业破败以后那种廉价的商业包装品的色彩相吻合。而DV就恰恰能发挥它拍摄色彩的优势。

　　《任逍遥》的拍摄，剪进去的很多场戏，如果是在用胶片的方式时会喊停，DV使他能够一直拍下去，拍到了另外一种东西。

　　吴：我们来谈谈《世界》吧！在《世界》里您运用了什么特别的方式呢？

　　贾：一开始拍摄的《任逍遥》，我们是从调一些颜色，仅仅从质感的方向来寻找数码影像特点。

　　我们在拍摄的《世界》里做了不少的数码实验，其目的就是为了寻找到数码影像的特点。包括以前拍的《任逍遥》和《公共场所》，节约资金并不是主要的问题，是因为做这些事情完全是基于对一种新媒介所产生的好奇。所以在拍摄《世界》时，我和摄影师努力合作，无论是在灯光上，美术上，还是摄影角度上，都力寻数码影像的特点。

　　作为胶片拍摄，它尽量做到一种逼真感，在追求中还原。但有时它也会把色彩饱和度夸张，使得我们肉眼所看到的质感更具有质感。而数码影像则拥有很主观的色彩感觉，在调色时，也是非常简单的。在《世界》里面，我们就按照自己的主观情绪，把整部影片调成了一种幽幽的暗绿色。整个庞大的制作工艺，是在法国完成的。

　　吴：这部影片在后期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合成呢？

　　贾：《世界》中主要的拍摄地点是北京和深圳。由于两个地方的色彩空间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因此，我们就靠后期制作特技来使两者达到统一。比如，广东特有的有轨电车在北京是见不到的，我们就把它画下来放到北京的景里面，这样感觉起来就好像你走到哪，都能看到那辆车，从而使两个空间联系起来。当然还包括更简单的：画一个飞机从天空中飞过等等。

　　其实，我认为DV拍摄给电影带来了新的东西，我们在拍摄《世界》中，找到了一种数码的感觉。

　　吴：这些都是在影像表达方面的尝试与创新，在故事的叙述上有什么特别特别之处呢？

　　贾：叙事方法也有了很新的变化。为的就是寻找到一个适合数字时代人们欣赏的习惯。并不是说《世界》做得有多好，它只是一种尝试。

　　以前的电影叙事是线性的，是由主人公贯穿的，一条情节线推动的完整的一个故事。在拍《世界》时，我们想尝试一种网络的感觉，从一个空间(世纪公园)出发，从一男(保安队长成太生)一女(女舞蹈演员赵小涛)两个人物出发，链接了许多与他们相关的事情，是一种链接的叙事方法。

　　电影一共有五个段落，就像设置了五个关键词。这五个词有时候是跟剧情非常紧密相关的，有时候是剧情里的一首歌，有时候时剧情里的一句话，有时也是完全主观的。它并不是原来意义段落上的引子。

　　如今手提电话短信的交流是一种非常特别的交流方法。九十年代以后，我们就生活在这种交流方式里面。而《世界》中的男女主人公也是这样，他们在最需要交流的时候却不用语言去表达，而是互发短信，短信的内容又是通过很精彩的FLASH方式来表现。所有的东西汇总到一起就是一部数字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