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由开始关注“独立电影”到恶炒“独立电影”现象、概念,传媒所起到的作用是否像很多人的初衷一样,由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而带来创作上更为宽松的环境？

　　贾樟柯：我觉得对创作环境的改变并不是很大,但它有一个长线的影响,第一,对于那些有兴趣这样工作的人会得到一些启发,会有很多人参与到制作里面,比如前一段的中国首届影象展,虽然质量不好,但数量很可观。那么多人开始拿影象表达自己,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传媒的作用是完全成功的,因为影象的神秘性打破了之后,大家更民主地用影象表达自己。但是从具体作品上来讲,问题就很多。

　　问：你对刚刚结束的中国首届独立影象展有什么看法？

　　贾樟柯：我是看了实验类的全部作品,然后我觉得都不好,记录片没有看,但大部分的作品以前都看过。剧情片没看。我之所以如此看重实验类的作品,是因为透过实验类的作品你可以看到整个水平,实验类的东西往往应该代表着最先锋,最大胆,最勇敢的尝试,但是在这次影展中我没有看到这样的惊喜,普遍地缺乏想象力,情感也很粗糙。也不能强求,因为一年前大家才拿起DV。

　　DV的兴起造成一个很大的现象就是我们获得影象的途径很自由很简单,这也带来一个严重的问题,它使得作者的态度会很轻率,轻视传统轻视教育的倾向性比较严重,以为先锋的姿态就是反传统,但是你都不了解传统怎么去反呢？我们一直谈到DV其实是一种权利,当我们获得这权利去自由表达的时候,下面的问题就是你要表达什么,怎样才能很好地表达清楚？像大家都有拿笔的权利,但写什么就各有不同了,有一流作家,也有三流作家。暴动式的运动结束后,就需要冷静的作者出现。这次影象展的成功之处是让大家看到一种民主,大家都有权利用影象表达自己,但是这个阶段结束后,我们期待真正好的作者好的作品出现。这要有一个自觉性。

　　问：曹斐的作品在新一代多媒体艺术家中算是比较突出的了,这一次她也有作品参展,你如何看她的这几部实验短片？

　　贾樟柯：曹斐的作品整体上很完整,就缺一点东西,那就是想象力,缺的是真正属于她自己的语言。很多东西都是有据可查的,而且想象力这东西和年龄无关,戈达尔在八十多岁仍然保持着非凡的想象力。但这有一个大环境的问题,从八十年代以后,整个电影都在退步,没有出现过一部电影真正超越了五六十年代的颠峰,这是世界范围内的,戈达尔他们在六十年代充满活力的对电影进行的各种创造性的尝试,始终没有人来超越,当然包括中国第五代。

　　问：这种水准下降的原因在哪里呢？

　　贾樟柯：一方面电影作为一种媒介,它的优势在下降,精英人才越来越离开这个圈子。在电影的黄金时期,它对精英人才的吸引力是巨大的,当它的优势下降之后,优秀的人才不愿意从事这个行业,自然,它的水准会下降。比如我们就拿现在在状态之中的电影导演来说吧,随便拉出五十个来,你跟其它行业的人比,作家,画家相比,导演的综合素质是最差的。我敢这样肯定。一个唐而潢知的导演的电影作品将它换成小说,没准连地摊文学都不如。

　　问：那在这些行业中导演所受的制约是不是也是最大的呢？因为作家只需要一台电脑,架上绘画也只需笔和颜料,而一部电影关系到的层面会很复杂,审查制度也更严格。

　　贾樟柯：这其实不是原因,因为这种制约在哪个年代哪个国家都会有,你比如东欧波兰前苏联的那些导演,他们面临的状况比我们更严酷,但是想象力和创造力并没有被扼制。

　　问：作为一个体制之外的导演,你有没有某种使命感？

　　贾樟柯：使命感我倒没有,就是对自己负责,对自己的作品负责。我喜欢给自己出难题。作品出来之后是否对什么有促进,影响到什么发展,这些东西都是难以估计的,所以还是对自己的作品要求高一些才是可以把握的。按部就班地该拍什么拍什么坚持下去,放弃太容易了。

　　91年我21岁,本来我对电影没什么概念,但是看了《黄土地》之后,就开始有做导演的想法了。1995年我的第一部短片《小山回家》出来了。第一部长片《小武》在1997年完成。

　　1990年到1993年之间我基本属于无业游民社会闲散,在山西大学一个美术学习班。那几年的经历改变了我的很多想法。学会去爱别人,这个很重要。直到这几年拍电影,我的价值观,对社会的观察角度,其实都是在那几年形成的。

　　现在生活环境改变了,但是我很庆幸自己还能跟和自己生活方法差距很大的人交往。今年4月我开始拍记录片,我就去了大同,完全陌生的一个城市,片名叫《公共场所》,是很低级的公共环境的普通人群,跟他们的交往我觉得还是很默契的,我觉得我没有改变,我还了解大家是怎样想事情的,他们的价值观、道德观是怎样的,这些东西对做导演来说很重要。这种了解对于一个导演来说是一种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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