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民间观影组织像北京的实践社，广州的缘影会,上海的101,武汉的武汉观影,他们对于推广中国独立影象起到了很多积极的作用,作为一个独立片导演你对民间观影组织怎么看？

　　贾樟柯：我觉得这中间有一个讨论机制的问题,比方说喝茶,其实我们买茶叶很容易,为什么还要去茶楼茶馆喝茶呢？因为大家聚在一起有话题,能聊天,可以交流一些意见。虽然现在大家看片子的渠道很多,盗版碟在某种程度上使一些艺术电影普及化,但是如果民间电影组织在讨论机制上做好的话,我想它会是比较稳定,反而不会因为观影渠道多而失去吸引力。

　　我们一直在讲要建立艺术院线,其实艺术院线不管在哪儿,它必须有一个稳定的基础,就是要建立一个稳定的观众群。如果我们很少有这样的民间团体、观影组织的话,艺术院线其实就是一个空中楼阁。在西方也好,日本也好,他们艺术院线底下有大量的这种组织。我觉得缘影会特别好的地方是它像我在日本看到的一样有自己的刊物,有自己交流的空间。日本有很多自由撰稿人,他们平时除了撰稿之外,还有精力来参与组织这样的团体工作。

　　问：北京最近也开始试行艺术院线,像《那人、那山、那狗》和王全安的《月蚀》都有机会公映,你在国外获奖无数的《小武》以及今年的《站台》是否尝试通过这种渠道浮出水面？

　　贾樟柯：这个系统放映的“艺术电影”其实还只是属于官方认可的一些。独立电影还是到不了这个平台上,像我的电影就更没有指望了。

　　问：刚才你谈到你正在准备新的剧本,我们知道你的前两部片子像《小武》、《站台》为你带来了巨大的国际声誉,甚至有人这样说：贾樟柯在哪里,中国电影的希望就在哪里。两部影片都是发生在山西汾阳,也就是你成长的地方,和你的个人成长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也算厚积薄发,在这样的情形下,短期内会不会对你的创作形成压力？

　　贾樟柯：我觉得我心里面想拍的东西挺多的,有存货。我下面想做一部黑帮片,也就是流氓片吧,讲一个人怎样地成长起来,他的成长方法就是通过暴力。也是发生在县城这样很封闭的环境里面。我现在准备的剧本里面最想拍的就是这个,写的也最完整。

　　问：我留意到你电影里面的人物无论是九十年代的小偷梁小武也好,还是八十年代的文工团演员崔明亮也好,他们的性格有一种很灰很灰的消极成分,这和你自己的性格有关系吗？

　　贾樟柯：有。我觉得不单是我自己,还有大多数生活在城市之外的年轻人,他们承受着莫大的压力,来自封闭环境带来的窒息。比如现在十八九岁的年轻人,当我回家乡时和他们聊天的过程中,我发现他们甚至比我们年轻时更加苦闷。不是因为物质上越来越丰富,他的幸福感就会跟着增加,恰恰相反,比如说我在十六七岁的时候,传媒资讯都不发达,真的是处于一个完全封闭的环境里面,我会觉得世界大同,世界是平等的,汾阳和其它地方都一样,我可以无忧无虑。但是现在的孩子,每天可以看卫星电视,在他分享到的资讯里面,年轻人过着另外一种生活,跟他的现实有很大的落差。所以我接触过很多年轻人话都很少,相反在八十年代的时候,我们都还爱说爱看,但是今天的年轻人,他们性格上的孤独感更加强烈,内心有一种特别躁动的东西,可以说是一种索赔心理吧,他觉得谁都欠他的,这个世界不公平,为什么有人那样生活,有人却必须这样生活。这种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和这种天生的不平等,对他们来说成了他们的一个性格背景,这个背景就是灰色的和压抑的。

　　问：和这一群年轻人交往你感觉有障碍吗？

　　贾樟柯：有很大障碍,因为他们这一群人的倾诉欲望都很小,他们不愿意跟你说,对于他们的想法,你只能猜。这种障碍不是年龄上的障碍,是性格上的。

　　问：你觉得这一层面的人多吗？

　　贾樟柯：多。因为在中国真正城市化的生活水准好的地方毕竟还是少部分,乡村,以及城乡结合的地带是最多的,

　　问：媒体在宣扬消费方面不遗余力,我们变成粉饰太平的“杂志生活”倡导者,时尚,白领,小资,雅皮,波波族……符号化的样板生活正成为许多人的目标,甚至连“贾樟柯”也成了一种小资小知的标签,你是怎样看待这种现象？

　　贾樟柯：说实话我对这些东西了解很少,这些东西也没什么错吧,可能根本上这也不是一个对错的问题,传媒它有它关注的范围。但是把“贾樟柯”符号化对我来说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我开始被别人有商业上的要求,我必须警惕。包括现在国外一些公司想找我做广告,我就觉得很奇怪,我作了什么？情况变成这样？我的工作有一个方向,但是现在有另外一种方向拉着我,很莫名其妙的现象。甚至前几天我跟朋友还聊天说,拍电影对于我来讲是臆见越来越怪异的事件,慢慢地,传媒也好,观众也好,他们越来越不想了解你在说什么,他们关注的是这个事件,和电影无关的那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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