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DV

　　现在还记得四年前才进入中央戏剧学院那时的情景。不远万里的背着行李，新奇而拘谨的站在那个古朴的校门前……，而四年的大学时光一晃眼就过去了。看看日益增长的“看过的片单”和“学过的片单”，想着从冯小刚到塔科夫斯基一路增长的观影兴奋，还有手边余温尤存的DV机，以及用它建立的对影像的态度。从最初直觉的感动，到用它作为一种发问的手段，仿佛只是一转眼，又似乎很漫长。这一切，都要感谢DV。感谢它，帮我建立的影像表达方式，还有，感谢和我一起拍DV的人，虽然我们争执，探讨，并在片场累得趴下，但我们依然很快乐。

　　时代步伐前进的脚步踩在方方面面，从师叔们的16mm摄影机到师哥们的M9000，再到今日的DV，影像表达的工具日新月异，用影像进行表达的人群，也越来越多。

　　DV是大众的，私人的，但作为一个影视专业的学生，DV的使用，却并不是随性的。DV的便利作为一种催化剂，将“拍摄”逐渐变成一件“多快好省”的事情。但影像表达的学习过程，却是繁琐而系统的。

　　技术的一年级

　　学习任何一门学问，总是遵循着从简到难的规律。思想和个人的价值取向，是谁都无法给予的，但技术，却往往容易最先掌握。用影像进行表达的入门起手招式，就是镜头的组接。第一个学年的始终，我们都耗在了这个上面。

　　在一开始，DV并没有参与到我们建立“镜头组接”的学习。最初，老师的教学目标，是用“单画面”的组接进行叙事练习，即用图片摄影的拼贴方式，建立一种镜头组接的意识。

　　这种“镜头的组接”其实很简单，它并不一定是“蒙太奇”那种不同的两个镜头的组接得出一种新的情绪的东西。唯一要考虑的，只是把要说的事情说清楚，让观众看懂罢了。

　　当从摄影和剪辑的角度上，掌握了画面的基本表达方式之后，就要立足于用影像讲一个故事了。二年级的训练就居于此。

　　一开始的故事训练往往是简单的，也不需完整。训练的关键点在于“转变”，比如，两个人相遇了，发生了一些事情，之后他们的人物关系产生了变化。什么样的变化是“有意思”的。这就考验每个人的水平了。二年级，其实才是进入电影创作系统学习的一年，而端正创作心态，又是其中的第一个步骤。

　　技术是能够学会的，但个人的价值取向和道德观却各不相同，也无法学习。

　　是希望像赫尔佐格一样愤怒，还是希望像北野武一样感伤，也起决于个人不同的经历，这是无法强求的。

　　观念的二年级

　　记得低年级的时候，我们大多对电影大师顶礼膜拜，并在不知不觉中进行模仿，之后产生了一大堆现在看来都会脸红的无病呻吟。现在回想起来，走弯路的原因就在于不够“真诚”。每个人的生活都是别人无法替代的，只要把自己熟悉的东西拍出真情实感，才是对自己最负责任的事情了。个人以为，衡量好作品的唯一准则，就是看作者是否真诚。比如，如果你有一帮朋友能和你知心知情，那你大可不必像安东尼奥尼那样表达“人和人无法沟通”的主题。

　　围绕着这个真诚的问题，在二年级的学习改造中，我们都在老师的带领下，和一种叫做“文艺腔”的东西做斗争。当时的口号叫“要文艺，不要文艺腔。”文艺腔往往产生在电影大师的作品看多了，并兀自开始激动的学生之中。结果每次都弄得有“腔”而无“文艺”，大家纷纷追求“腔”，一旦“腔”到手，便以为找到了电影艺术创作的真谛。　　　　

　　毕竟，臻于艺术最上乘的，不是才华，不是教养，不是功力，不是思想，而是真诚。想起电影《德国之秋》，被法斯宾德的表演感动过，那种无助的眼泪，苦难的眼神，那都不是在表演，也许就是他自身的本我。

　　二年级的另一个重要训练，就是剧作的引入。在最初的训练中，并不需要写一个如何惊天动地的故事。而是写一篇“

散文”(PROSE)。这个散文当中所要讲述的，必须是自己亲生经历过的事情。一般围绕的三个主题是 ：“最难忘的一件事”，“我的父亲母亲”，“一件我不该去做的事”。

　　这种散文也并不要求多么高深的文字功底。关键的一点，还是看能否用真诚的态度去讲述一个打动过自己的故事，并进而去打动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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