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现实主义DV能走多远？

　　大部分DV作品都是带有现实主义色彩的纪录片。为什么大家不约而同的选择了纪录片这种形式来进行DV创作？是因为DV在记录影像时的便携性和隐蔽性强的技术特性而使它更适合于纪录片的创作，是因为纪录片的制作成本相对低廉，是因为生活本身隐藏的戏剧性勾起了强烈的表达欲望，还是因为DV运动的骨干人物的成长背景令他们趋向于纪录生活？(最早一批成名的DV制作人如“DV小组”的倡导者之一，拍摄《流浪北京》的吴文光，拍摄《八廊南街16号》的段锦川等人都是属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出生的一群人。)原因很难界定。

　　“扛着摄影机，到街上去”本来是四、五十年代

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的口号，当下中国民间的DV 一族却用行动实现着这句话。虽然他们的作品只在酒吧等私人场所交流和分享，但一大批热爱影像艺术的年轻人还是热衷于用买来或租来的机器，纪录着现实生活。

　　但，现实主义DV能走多远？

　　从1996年以来的DV代表作中，我们能感受到沉重的灰色气息。在这一大批作品中，我们看到，他们把镜头非常集中地定格在了民工、三陪女、股民、二奶、吸毒者、下岗工人等在社会生活边缘徘徊的人物身上。这些作品，以杜海滨的《铁路沿线》、朱传明的《北京弹匠》、胡庶的《我不要你管》等为代表，在《铁路沿线》中，杜海滨深入到铁路涵洞里的乞丐生活中，录下了他们南腔北调的歌声，而胡庶则是和几个三陪女一起生活了数月，拍下了她们令人揪心的堕落。《中华青年影像大展/DV新时代》作品之一《平原上的山歌》以被拐卖的云南姑娘为主线，记录了她远离家乡嫁为人妻，又为人母之后对命运的无奈和惘然。在DV创作者们的眼中，对生命的沉重感和现实的无助感的追逐像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他们试图从平庸的现实生活中，提炼出不平常的东西来，于是，他们将触角伸向了更偏更奇的另类人群当中，试图以他们拍摄对象的奇特，来吸引更多人的关注。这种略带有猎奇目的的现实取向，使DV创作者们的视角有了无形的局限，也使DV纪录的真实性受到质疑。

　　在众多的DV作品中，不少是以作者的私人生活为题材的。例如王芬的《不快乐的不止你一个》、唐丹鸿的《夜莺的歌喉》和杨荔娜的《家庭录像带》基本上都是以个人的家庭或者个人情感经历为题材的。在这些非常私人化的题材中，她们涉及到的几乎都是旁观者无法有任何观点的问题。《不快乐的不止你一个》是深受父母感情不和之苦的年轻女孩王芬用镜头和父母对话的一部片子，其中有家庭录像的成分，有纪录的成分，还有导演的成分，应该说它不是纯粹的纪录片，也不是故事片。这样的作品的确有其震撼性的一面，但是家庭创伤与隐私是否可以作为公共纪录片的题材，应当以何种心态创作这种题材，是否具有公众展示的必要性等，都值得我们思考。

　　应该意识到的是，DV只是一种提供我们更自由表达自我的影像技术，而不是实施镜头暴力的更佳武器。我们不能将人的尊严的牺牲作为寻求真实的前提。事实上，在拍摄纪录片时，特别是涉及隐私的题材，很难不做到对被摄人心灵的伤害，但是作为纪录片创作者来说，应该尽可能的减低这样的伤害。无论你手持的是DV还是传统摄像机，这都是必须遵守的创作伦理。

　　6.DV传播不是神话

　　“DV最主要的优势对我而言在于真正的低成本。你不需在创作前就担心市场；担心钱怎样收回；担心制片人给你压力。哪怕作品卖不了，也不会使我债台高筑，创作进入真正自由状态。”④美国独立制片人詹-詹斯特在接受《DV杂志》记者采访时这样说。

　　从某种意义上讲，DV的确为以前由于种种原因实现不了电影梦的人们带来了福音。他们其中的一部分也的确用DV这块敲门砖打开了通向影像艺术的大门。但就像你拥有了笔未必就能成为作家一样，拥有了DV也并非代表你就能制作出具有水准的影像作品。

　　DV不是神话。不管我们怎样去定义DV作品，它首先还是需要进行相对说来比较艰苦的学习才能掌握这种画面语言的语法的，而且这种学习过程需要具备除天赋以外的一定条件。DV创作依然要遵循一定的语言规则，否则它就丧失了它想要表达的传播意义，无法达到我们创作DV作品就是用来表达，用来交流的原始目的。

　　DV不是颠覆性的工具，这不等于一种技术取代另一种技术，不等于DV影像取代胶片影像，它只是给作者提供了一种新的选择，并不是所有题材都适用于DV，比如想特别贴近人，想跟人有互动的作品，或者后期有很多修改的科幻作品，DV是很好的选择。但DV在影像质量上与胶片相比还是存在缺陷的。一个是焦点问题，一个是影调问题。由于是分级的数字处理，DV的影调不柔和，在处理暗部的变化细节时缺乏层次。最大的缺陷还是外景和日景，在阳光照度非常高的时候，DV的色彩还原很不好。

　　从传播学角度而言，DV传播的发展可以是完全个人化的人际传播，纯粹地为了满足个人“表达自我，发现真实”⑤的需要，也可以是商业化的大众传播，它应该是多元的，而不拘泥于形式，当然商业化的发展有待于一套成熟的商业运作机制的出现，使得个性化的DV创作与非个人化的大众媒介之间达成某种微妙的平衡。

　　DV在中国的最终命运难以揣测，但不外乎两种，一是会继续它的民间状态而我行我素，演绎它极为个人化的一面，二是得到主流媒介的肯定因而被收编，值得思考的是，当DV被大众媒介收编(不管是政治的还是商业的)，它是否还能保持它的原创的纯粹个人化的色彩，是否会失去它之所以存在，之所以被人拿来探讨的理由。

　　注释：

　　①《凤凰卫视与重点高校合作 DV作品秀出青春风采》2002.1.14。

　　②《贾樟柯：反对歧视DV》，《南方周末》网络版 2001.9.27。

　　③《送DV一把手术刀》，《北京晚报》2002.5.10。

　　④《DV对我的影响：詹·詹斯特访问》，美国《DV杂志》1999年第九期。

　　⑤[美]沃纳-赛佛林、小詹姆斯·坦卡德著：《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郭镇之等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第233页。

　　作者简介：章曦元，女，浙江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00级传播学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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