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我已经对快感不太重视。或者说用“快感”来经验我的创作没法准确。我肯定不是为了寻找完全不同的快感而去拍电影的。很简单，我希望自己一直能有一个轻松的心态，去做各种有兴趣的事情。作家也好，导演也好，我不认同任何一种身份。 张：那比如说是个男人呢？
　　朱：这个是生理事实，还不是身份。我是一男人，这点我只好同意。“作家”和“男人”它们不可同日而语。
　　张：如果你其他的小说有人要拍，你会不会觉得DV更合适，尤其是拍了《海鲜》之后？
　　朱：我觉得DV现在有一点像卡拉OK，大家有点过于为DV这个词所激动了。要深究下去，一个故事是不是适合用DV这个方式拍，应该推敲。同时，同样用DV，也有不同的用法。我的小说，我觉得不一定。DV方式确实有它的长处，尤其是在中国的制作环境里，它肯定会成为一个革命性的技术手段。 张：那你写《海鲜》的时候考虑到这个方式了吗？
　　朱：考虑到了。刚开始做的时候，没有剧本，只有一个想法。在我等待、寻找一个故事的同时，也一直在做试拍。为了拍摄《海鲜》，从一开始到结束，我们总共用掉了3000分钟以上的带子。还有就是钱，再加上这个题材本身的问题，它在要求一种灵活机动的、讲究效率的工作方式，等等。种种因素决定了最后的制作方式。
　　张：这样做是不是也为了对DV了解得更多一点？
　　朱：对我个人有这样的成分，但对作品本身不是。我对DV了解很少，实际上做完以后，我也不觉得自己多了多少了解。
　　张：那这些场景和细节是不是也考虑到了DV的可能性与不可能性？
　　朱：对。
　　张：《海鲜》已经做完了，到现在你对小的录像格式有什么失望的地方？
　　朱：没有。因为做之前已经知道是怎么回事，录像画质也是我需要的。有一点没想到，就是当我在大影院看时，发现影片最终呈现的各方面技术素质比我预计的好。
　　我觉得转胶还是迫不得已，转胶还不能说是DV方式。因为发行渠道、影院的放映条件等，完全还是胶片电影的模式，你转胶以后才能进入电影市场。如果有一整套很成熟的DV电影的系统，那就没有必要转胶了。
　　张：你转胶不是因为胶片比DV更高级？
　　朱：没有没有，哪有什么高级不高级，都是中性的。
　　张：有人讲所有的拍摄行动都是男性话语，因为拿着那样的东西，多少对别人有点侵犯，如果我用类似的说法，问DV有没有阶级性？
　　朱：我刚才说到DV现在有一点像卡拉OK，卡拉OK有没有阶级性？这个事情其实不在于你用什么方式做，而在于最终拿出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一个地主拿着DV，他还是地主，但一个农民拿着DV，他千万别觉得自己是地主，他还是一个农民。DV它就像以前超8运动什么的一样，没有DV神话。以人为本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