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你觉得拍摄的过程像什么？因为很多人在一起，你要面对演员，面对摄影师……
　　朱：像什么？像拍电影吧。我觉得地下电影有一点不爽，就是这个过程当中有时你得藏头掖尾，感觉像做贼。幸好这个戏没什么大场景，如果要拍一场兴师动众的大场景的话，这种做贼的心态可能就会影响到拍摄。当然也有可能照样能拍好，那是因为做贼已经做惯了。 张：不单是地下的环境，就一部电影而言，你即使用DV拍，可能比用胶片剧组小一些，但仍然是一堆人。在这之前，你可能更习惯一个人的工作状态。
　　朱：这个我已经端正过来了。拍电影说大了对我来讲是一个重要的人生实践。因为以前那么多年的写作方式已经把我变得过于个人，我认识到它的局限性，觉得它有一点危害健康的意思。一个人必须和他人保持一个正常的、积极的接触。在这个意义上，去拍电影对我以往而言是一个必要的反动。 张：跟在一个单位像吗？
　　朱：不太一样。剧组的构成可能跟单位有点像。硬要和我以前的工厂生活相比的话，可以说我以前是在工厂上班，而我现在是厂长（笑）。
　　张：你觉得自己能胜任这个厂长？因为你已经自居为一个电影人了。
　　朱：我有这个自信，没问题。“自居为电影人”，那是跟朋友开玩笑，因为他们还在跟我谈文学，用各种方式劝我重新写小说，而我觉得写东西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
　　张：拍过这个电影之后，你的写作行为在事实上是不是跟以前有很大的差别？
　　朱：有差别，但是不是很大，不清楚。我所理解的“写作”并不局限于文学作品的写作，不局限于“写”这个动作。
　　张：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谈电影和写作行为，那你是不是从电影中获得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快感？你刚才说的一直是人际关系。
　　朱：不可能完全不同。就像和两个完全不同的女人，但是得到的可能是相似的快感，甚至是相同的快感。个人对快感的理解、认识也不一样。有的人也许不寻求快感。
　　张：那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