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电影诞生的中国题材
外国人来华拍摄纪录片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电影刚诞生的那几年，卢米埃尔兄弟和爱迪生电影公司的摄影师都曾到过中国，《香港码头》、《上海街景》、《北京前门》、《天津街景》等外国人摄制的中国题材纪录片正是诞生于那个时候。
1908年，在上海从事电影放映活动的意大利人劳罗摄制了《上海第一辆电车行驶》、《上海租界各处风景》、《强行剪辫》和《西太后光绪帝大出丧》等纪录片。1909 年，法国百代电影公司的摄影师来北京拍摄风光片，同时拍摄了杨小楼、何佩亭等京剧名角的演出片断。同年，美国人本杰明·布拉斯基在上海成立了亚细亚影戏公司，拍摄了《西太后》、《不幸儿》等一批纪录片。
1925年，苏联导演史涅伊吉诺夫来到中国，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拍摄了《东方之光》并在西欧诸国放映。两年之后，另一位苏联导演雅可夫·布里奥赫完成了《上海纪事》，于1928 年在苏联上映。
1927年之后，两位瑞典人斯文·赫定和安特森先后到中国西北地区考察，期间拍摄了大量影像资料，对塞外的风土人情、文物考古、民居和服饰等都有所反映。
战争岁月的记录者
1935年，在燕京大学任教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用16毫米手摇摄影机拍下“12·9”学生运动的场面。1936 年，斯诺在延安记录了毛泽东、周恩来的形象，红军的操练、检阅和野战演习，还有球赛等部队文娱生活。之后美国摄影师哈利·邓海姆也辗转来到陕北革命根据地，拍摄了《中国要给予反击》。
1938年，又一位苏联纪录电影工作者罗曼·卡尔曼来到中国，拍摄了表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中国在战斗中》和《在中国》。同年，荷兰纪录电影大师尤里斯·伊文思历尽艰险来到中国，完成的《四万万人民》曾在不少国家上映，对声援中国人民的抗日起到了积极作用。
与此相反，抗战期间在华拍摄的日本纪录片不仅被用作鼓动侵略的战争宣传手段，更成为日本推行军国主义的外交策略。1937年8月21日，“大日本电影协会”在中国成立“满洲映画协会”。抗战8年，该协会在中国拍摄了600 余部影片，半数为系列新闻纪录片，如《新闻周报》，如《大东亚战争特报》。
1938到1943年，日军对重庆进行了200多次空袭，出动战机9000余架次，投掷炸弹两万多枚，炸死炸伤市民数万人……关于这段被称为“重庆大轰炸”的史实有许多影像资料留下来，摄制者包括日本航空队随军摄影师、德国驻华大使馆记者以及原国民党中央新闻制片厂的摄影师。2001年6月4日，一部根据这些资料剪辑而成的纪录片在重庆播出。
封闭与开放
1949年9月底，25位苏联纪录电影工作者来到中国，8个月的时间里摄制完成了两部纪录片《中国人民的胜利》和《解放了的中国》，上映后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均获得“斯大林奖”一等奖。这两部影片大概也是外国人最早在华拍摄的彩色纪录片。
1955年，法国纪录片导演克里斯·马盖来到中国拍摄了《北京的星期天》，享有法国“新浪潮之母”盛誉的女导演阿涅斯·瓦尔达作为艺术顾问一同前来。1958年，已经定居巴黎的伊文思再次来到中国，拍摄了纪录片《早春》。1971年，伊文思开始拍摄由12部影片组成的大型系列纪录片集《愚公移山》，耗时5年才完成。1976年3月初，影片在巴黎四家艺术影院同时上映，仅在法国的映期就长达6个月，后来又在西德、比利时、巴西等国播映。80年代中后期，他们花费同样多时间在中国拍摄的另一部纪录片《风的故事》更成为纪录电影史上的杰作。1938至1988年，伊文思在中国拍摄纪录片的时间跨度长达半个世纪。
1972年，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拍摄了纪录片《中国》。这部影片和安东尼奥尼一起在中国遭到一致批判。安东尼奥尼的遭遇在那个时代很有代表性，正如一位加拿大纪录片研究者指出的那样：这些影片与拍摄对象之间的关系冷淡，从来没有成功地与他们进行过密切的交流，只是一些由观光客拍摄的旅行日记般的有关中国的印象而已。
二战结束之后的很长时间里，冷战局面主导着国际关系；超级大国之间划定了不容“敌国”记者和游客涉足的势力范围。1972 年，美国与中国恢复外交关系的举动成了打破冷战僵局的信号。基辛格精心策划的北京之行吸引了成群的西方记者扛着摄影机飞往中国，争相记录尼克松和毛泽东相互表达友谊的盛大仪式。友好的节日气氛为去往中国的旅行打开了通道，这些旅行的宗旨通常是为了拍纪录片。一位美国纪录片学者认为，《从毛泽东到莫扎特：艾萨克·斯特坦恩在中国》(1980，获当年的奥斯卡最佳长纪录片奖)可以说是这类影片中最意味深长和最温暖人心的一部。影片记录了美国小提琴家兼指挥家艾萨克·斯特恩通过旅行演出为中美音乐界的合作而付出的努力，若是在几年以前，双方都会认为这样的举动是具有破坏作用的。
自1970 年代末期开始，越来越多外国人到中国拍摄纪录片。1979 年8月，一支由日本人和中国人联合组成的摄影队踏上了沉寂千年的丝绸古道。1981 年5月完成的《丝绸之路》播出后在国际上掀起一股“丝路热”。此次合作拍摄的成功又诞生了后来的《话说长江》、《黄河》等系列纪录片。这类影片尽管总体结构完整、内容丰富、制作精良，但因受到题材等因素的局限，无法展开对现实生活的人文关怀，使得它们更多地停留在考古探幽和对古文化遗址的重新解读上。这期间，以普通中国人的生活为题材、在西方颇有影响的纪录片应该是英国导演菲尔·阿格兰花费三年时间在云南拍摄的《云之南》和BBC出资制作的《龙之心》。
而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这块古老而富有生机的大地上发生的一切似乎都在吸引着更多国家的纪录片人的目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