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日新闻晨报 特约撰稿 马悦出

　　焦波档案
　　年龄：49岁
　　籍贯：山东淄博
　　职业：摄影师 独立纪录片制作人
　　身份：焦文崇和乔花桂的儿子
　　作品：《俺爹俺娘》、《哑巴的正月》

　　2004年8月26日，“DV2004：我们的影像故事”在央视演播厅举行颁奖典礼，《俺爹俺娘》获最佳影片奖和评委会大奖，导演焦波。两个多月后的11月15日，第十届中国电视纪录片学术奖颁奖仪式在江西庐山举行，另一个版本的《俺爹俺娘》获短片特别奖，导演是浙江电视台的韩蕾，她记录了焦波及其爹娘。之后，各电视台不断闪现焦波及其爹娘沧桑的身影。

　　同一题材，两种身份，两种视点，两种方式。

　　焦波：我是个摄影师，但我首先是个儿子

　　我从1974年开始为父母拍照，一直拍到父母相继离开人世。我给他们拍了30多年照片，一共12796张照片。纪录片的拍摄，我自己拍的有500多个小时。这些相片、磁带记录我父母30多年来的生命历程，是我最珍贵的财富，所有的素材我都完好地保留着。

　　什么叫客观？本来我这个儿子拿着照相机回去，就不客观。客观是什么呢，客观是我拿着的这个照相机，是客观的。在这种情况下，你把自己完全抛除在外，纯纪录，这是不客观的。客观的是儿子在给他们拍照片、录像。

　　以前父母从来没照过相，等(我)学会拍照片以后，就说给父母照照相吧。我对父母的感情特别重，老想用照相机留住他们。用别的没法把他们留下来，只有用照相机，用照片能留住他们。我母亲过最后一个生日，我给她拍照片。我说娘，我给您照张相，她坐了15分钟，我给她拍了三卷的照片，还录了像，她只能坐着了，不能动。录像的时候，她脸上一点痛苦都没有，她说要照赶紧照吧，再不照就没了。她很支持儿子的事业。

　　1999年，我买了一台DV。因为摄像机更能够活生生地留着他们。虽然摄像机不能取代照相机，但是表现一种故事，表现一些细节、情节，摄像机比照相机好得多。比如有一次，我父亲骂了我母亲之后，觉得有些愧疚，在我母亲午睡的时候，父亲轻轻地走过去，抚摸她的手，表示歉意。这些动作如果用照相机的话，只能用一个定格，就不会那么生动了。

　　有时候想想，我用照相机、摄像机记录下来父母生前的生活，他们走了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不想看也不敢看这些录像。不过现在好多了，再看这些带子觉得很亲切，感觉他们都还活着，还在和我对话，还在和我交流。

　　我没有想过把我拍的照片和录像作为作品拿去获什么奖，但没想到获了那么的奖项，还得了那么多奖金。

　　我办摄影展，不是追求什么轰动，我只是想让父母看看儿子给他们拍的照片有那么多人在看，能感动那么多观众。在中国美术馆办展览时，我把父母都接了过来，让他们也享受一下只有名人才能享受到的东西。

　　其实，他们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有的只是平凡而生动的生活，但我觉得很有价值。什么价值呢？就是我觉得一定要(通过影像)把他们留下来。可以非常坦白地说，到后期，就是成名以后，可能有一种意识，就是朋友们说的，我一定要拍到最后，留下一个完整的故事，给社会留下一笔财富。可能我想，我的动机很单纯，一个是意识到一种责任，再一个确实也是想到要多拍，抢时间。这样，又把他们留下来了，又实现了我追求的目标。

　　当然，再拍的时候，也不会意识到会发生什么事情，无法预测那些戏剧性的东西。比如他们的离别，比如我大哥的去世，比如一直瞒着母亲父亲去世的消息，这些充满悬念的东西其实就是真实的生活，生活本身就具有强烈的故事性。

　　2002年拍《哑巴的正月》，拍摄他们家里的争吵啊，钱的冲突，对现实，对生活，对人生的一种无奈。这种无奈，就像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作为一个摄影师，我也很无奈，我也说不出来，也找不到答案。拍《哑巴的正月》，我把哑巴的死亡过程都记录下来了。他的喘息，他弥留之际的那种状态，我都非常静地记录下来了。有人觉得太残酷了，但生活本身就是很残酷的。哑巴的死亡可能给大家一种强烈的震撼。他为什么生病？为什么生病的时候家里还吵架？为什么生病之后别人就不管他了？所以说，生活本身就很残酷，死亡增加了这种残酷。

　　哑巴的死是我见证过的第一次死亡。哑巴走了之后，到了年底，我见证了父亲的死亡，三个月以后，我大哥的死亡，过了几天，我婶婶的死亡，到我母亲的死亡。从2002年到现在，两年多的时间，我经历了5个人死亡。都是我亲眼见的，亲自记录下来。拍摄别人的死亡过程的确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我和哑巴并不是亲人关系，但我见证了他的生活，他的生命的最后里程，他带给我很多震撼。在拍他之前，我已经倾其所有来救助他，但还是没办法，最后他还是走了。他走之后，我用我的钱给他打了个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