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日新闻晨报 特约撰稿 马悦出

　　段锦川1962年出生，1984年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之后去西藏工作，曾就职于西藏电视台。1992年回到北京。主要作品：《青稞》(1986年)、《蓝面具供养》(1988年)、《青朴——苦修者的圣地》(1992年，合导)、《广场》(1994年，合导)、《八廓南街16号》(1997年)、《天边》(1997年)、《加达村的男人和女人》(1997年)、《沉船——1997年的故事》(1999年)，《拎起大舌头》(2002年)，《爱情战争》(2002年，合导)。

　　段锦川的《八廓南街16号》和《拎起大舌头》参加了正在上海同济大学举行的“时间的重量---转型中国之纪录片”协展。他和朋友为央视“见证”制作的历史专题系列《我们的土地》正在午夜播出。“特别希望观众有反馈。接下去会帮电视台做一个25集的东西，是关于京剧的，不是很专业很枯燥的那种。”

　　星期日新闻晨报(以下简称星期日)：《八廓南街16号》说的事情很日常很琐碎。16号是八廓居委会的所在地，居委会的日常工作很多：老人要和女儿女婿分家，商场失窃，帮困，调解邻里吵架，党员转正开会，干部政治学习……为什么这样拍？

　　段锦川：1994年拍“八廓”的时候，当时我很明确的一点，我不想把它仅仅看成一个西藏的居委会，它在中国很有普遍性。通过这个片子我想把基层的公共管理事务具象化，就是和具体的人直接发生关系；省、市、中央这样的级别就比较抽象。我之前我和张元拍了《广场》，那时找到一种方法，就是“直接电影”的方法。它的理念核心就是创作者就是旁观者，墙上的苍蝇一样，在那儿不动声色，尽可能的不干预拍摄对象。“直接电影”是一个开放的结构，作者需要不同背景的观众参予，他们的反应不一样，这也是作者的乐趣，希望观众能动动脑子。这是这种拍法的长处，也是它的缺点：因为可能太散了，让观众无所适从。

　　星期日：这样对观众的要求挺高的，陈晓卿有篇文章很逗，说1996年你去北京一个酒吧放片交流，观众看了以后问的问题是：导演多大岁数，是不是结婚了……

　　段锦川：他在开玩笑。观众还是很严肃的。那时刚刚有了白领，时间有闲，生活无忧；他们开始关心和自己不一样的人。还有大学，1994年、1995年左右，大学生看纪录片的很少，同样的片子相隔三四年在人民大学放映，效果不一样：第一次去的时候就十几、二十个人看，到片子放完了只剩下5个人；过了几年去，一个傍晚，好几百人……

　　星期日：片子放完了还剩几个？

　　段锦川：一个没少。

　　几千斤炸药放一个炮眼

　　星期日：有人说“八廓”这个片子很闷，但是这样拍至少显得比较客观。

　　段锦川：这和九十年代的争论有关，当时创作者和观众都认为纪录片是纯客观的，实际上不是，完全是主观的认识和表达。其实讨论的背景是，之前我们很难见到客观的东西，所有的东西都是为了某种需要做的，那么就退而求其次，要求客观。我们这一拨人，吕新雨说“新纪录运动”，我觉得“运动”有点大，不喜欢这个词，不过我越到后来越觉得她说得对：我们确实有共同点，最根本的就是真实，不讨论什么宏大的概念，关注的是普通的底层的个体，甚至事无巨细；以前都是英雄、劳模。有一种反动。从中国有影像资料以来，无论哪个年代，大部分片子都有这个问题。我们做《我们的土地》看了大量的资料片，有时候看了不停地笑。比如说农村合作社的，河北饶阳的五公村，1954年和1963年都有纪录片，1954年的片子叫“走上幸福大道”，60分钟，第二本(即第二个10分钟)开头第一个画面是黄昏，逆光，水塘，斜阳；第二幅画面，年轻少女在快乐地跳舞。解说是：“秋收的傍晚”———它念“pangwan”，“社员们在繁忙的劳动之余，学习舞蹈”。累了一天，臭得要死，哪有胃口……还有《世界纪录电影史》里唯一提到的中国作品《红旗渠》，(上个世纪)70年代新影厂(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的，技术拿到今天也算相当好。说的是河南林县要修一条渠到山西引漳河水。引片里有个细节，解说说，林县人有多么大胆，把几千斤的炸药同时放进一个炮眼，一崩就崩掉半座山，了不起！后来我们去采访时了解到，当时他们林县的人干活太急，想早点完工，确实把几千斤炸药放进了一个炮眼。刚放了几炮，旁边的房子就像经历了地震，牲口都跑了，羊被吓死了。于是指挥部决定，每个炮眼只准放40斤，实际在纠错。但是影片都没说。

　　星期日：也许是拍的人不知道这件事。

　　段锦川：开工一个月摄制组就进入了，渠修了八年他们都在……这还是不错的片子呢。

　　我的生活就变了

　　星期日：说说《拎起大舌头》吧。主人公是村计生干部吕国华，他说话很有意思，性格也好玩。在任上这么多年，有不顺心的事也有挺得意的事。英文名翻过来还能理解：“我成功的秘密”(The Secretof My Success)，中文名为什么这么起？

　　段锦川：这话不是我的话。当时他老婆和我聊天，他不在。他老婆说他北方话很“dese”，爱显摆，“每天拎着那舌头满村乱窜”。北京话就用“抡”，太能说了。

　　星期日：他性格特别有意思，说自己爱“打仗”———什么人都敢打，十几岁的姑娘、六十岁的老人，连村长都敢动手；但是没人觉得他是坏人……怎么找到这个人的？

　　段锦川：……当时先到县里，听他们介绍情况，听哪里有意思，发生了什么故事，然后划定四个乡，见这些人，和他们聊天。最后确定下来，就在梨树县的翻身村。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工作过程，最后就成了知己，他有心里话会向你说———他需要向你倾诉，我的生活就变了。这里面有个二重性，首先我完成了一个片子，有成就感；另外我介入了别人的生活，我无形地要承载别人的东西，他的情绪———他的痛苦、疑问。

　　星期日：你承载得动吗？

　　段锦川：到目前还能承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