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尚的年代，怀旧的情绪，2005年中国艺术电影集体怀旧，成为喧嚣聒噪的影坛上一道亮丽独特的风景线——定格于七、八十年代苦涩而丰富的影像记忆，花儿一般灿然绽放，清香氤氲心间，烙贴、抚慰生命裂痕与精神创伤的人文气息。新锐导演章家瑞于今年情人节档期推出的最新影片《芳香之旅》，同样把目光投向了那个苍凉悠远，失忆滞重的六、七十年代，尽管导演声称并非怀旧，但在女主人公春芬青春、爱情颓然已逝，肉身与灵魂双重跌落，生命的维系最终幻化为漂浮游移的空洞所指后，细腻的光影呈现中，静静流淌的依然是饱满的人文关怀和个体生命存在的沉痛感。

　　影片由张静初、范伟和聂远主演。自在去年《孔雀》中璀璨开屏，成功饰演了叛逆、孤独、感性的理想主义者“姐姐”形象后，张静初声名鹊起，这次又在《芳香之旅》中，扮演一个女售货员春芬，年龄跨度从十七岁到五十七岁，极富挑战性；幽默又有点儿拙笨的范伟在影片中是一个20世纪70年代的全国劳模，这是他成功转型电影作品后塑造的又一个令人内心为之一动的形象；当红影视小生聂远是第一次涉足电影，也有不俗表现。

　　再加上曾获奥斯卡最佳摄影提名的台湾摄影师林良忠(代表作品《推手》、《喜宴》、《饮食男女》、《向日葵》)和曾获香港金像奖的日本作曲家梅林茂(代表作品《花样年华》、《2046》、《十面埋伏》、《周渔的火车》)的联袂组合，使该影片在多伦多电影节、柏林电影节参展时，颇受专家好评，并极有可能在角逐国际A级电影节上，荣获奖项。而且被欧美片商看好，海外发行很顺利，更值得一提的是，自2月14日在国内放映以来，持续两周，在影院首轮时间放映，细水长流，票房喜人，一改中小制作国产电影在一线档期普遍低迷的状态。

　　一、流动的叙事

　　时空交织的电影艺术，梦幻般的神奇魅力在于仿真的运动影像。那块长方形的银幕画框内，影像符号绵亘流转，满足观众视觉消费欲望的同时，又往往秉负一定的叙事表意功能。而自电影诞生以降，具有强烈运动性的交通工具更是成为影片中不可或缺的动态视觉元素，既强化了影像的运动感，又发挥了其作为电影道具的独特叙事功能，甚至形成了依托汽车来反映人生和人的内心情感的好莱坞类型电影——公路片。

　　虽然不能说《芳香之旅》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公路片”，但整部影片60%的镜头和戏份都发生在公路上和长途客车里，无疑，这就不能再简单地把长途客车仅仅视为代步而行的交通工具或徒为摆设的电影道具，相反，这一道流动的交通影像，已经化融进影片的叙事肌质中。

　　首先，从“向阳号”长途客车的命名上，你就能读解出一种特定年代下的话语症候和政治想象。司机崔师傅驾驶“向阳号”长达10年，跑了30万公里，没有出过一次事故，这不仅给他带来“全国劳动模范”的光荣称号，而且受到毛主席的亲自接见并握手拍照留念。种种荣誉的光环笼罩在崔师傅头上的同时，也“回光返照”给了“向阳号”长途客车。这时的“向阳号”俨然已成为一个巨大的“磁场”，辐射出强烈的政治召唤力，允答并满足了个人在国家意志生活中的精神吁求。所以，崔师傅会更加珍惜荣誉，努力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在积极响应祖国支援三线建设的号召，来到边疆地区后，因为他和“向阳号”的特殊身份，上级领导嘱咐要特殊照顾，并为解决其个人方方面面的生活问题尽责尽力；人民群众也把乘坐“向阳号”和同崔师傅握手当成莫大的光荣。而如果能在“向阳号”上工作，譬如售票员，就更是一份难得的荣誉，年轻的姑娘春芬无疑是一个幸运者，有两组意味深长的镜头：

　　轻快悠扬的音乐中，迅速向后移去的金黄色的油菜花充盈了整个画面，镜头横摇，探头车窗外的春芬正缓缓转过侧身，伴着车中两个乘客的对话：“听说崔师傅是从北方过来支援我们‘三线’建设的”，“是啊，毛主席还接见过”，“那真了不起”。一个近景镜头定格在春芬如花儿一般绽放出幸福表情的脸上，抿紧的嘴唇，含蓄的眼神。镜头也知趣地切到正在驾车的崔师傅的侧面，红光流溢，幸福同样写在脸上。镜头上摇，他的视点下，出现了镶有自己被毛主席接见、握手照片的相框。油菜花——春芬——崔师傅——相框，镜头摇、移、切，使四者妙成一体，不动声色中，诠释了春芬作为售票员，崔师傅作为司机，油菜花一般幸福的“归属源”。

　　河边洗车，后视镜里，观众的窥视视点下，是春芬目视前方，手握方向盘，左右摇转的动像。那张在后视镜里夸张、变形、兴奋的脸，与其说是一种简单的现实愿望表达，成为司机，就像崔师傅，还不如说是一种力求获取个人更大幸福感和荣誉的隐秘心理渴求。

　　其次，“向阳号”长途客车在影片中还承担着推动情节发展的功能，或连续，或转折，并与人物的情感、命运走向息息相关。

　　春芬与刘医生在客车上邂逅。如果没有往车顶上提猪笼时意外的脱手，春芬明亮的眸子中就不会出现那个匆匆上车的背影，如果行途中没有那个“哇哇”哭叫尿不出的小男孩，春芬就不会以感激的眼神近距离正视这个吹出清脆口哨声的刘医生，一切皆属机缘，而创造这种机缘的正是“向阳号”。“向阳号”使春芬朦胧羞涩的少女芳心开始萌动，开始偷偷地留意刘医生。之后，在“向阳号”上多次的相遇、交谈，无形中，美妙的爱情因子在两人的心底潜滋暗长。春芬拉肚子到诊所看病，尴尬焦急中，没有拿药就匆匆而去。于是，在狭窄崎岖，两旁环水的路道上，“向阳号”颠簸着缓缓而行，刘医生身穿白大褂，骑着自行车在后面紧追给春芬送药。殷切地叮咛嘱咐后，是后车窗里春芬不断挥动的手和心存感动的久久注视。这一刻，爱情的热量已经蕴集，只是那狭窄崎岖的路道似乎隐隐暗示着他们的爱情之途未必平坦。

　　老崔驾车翻进河里，是影片中情节发展的转折和变奏。当湿漉漉，倾轧变形的“向阳号”被从河里吊起时，改变的不仅是“向阳号”历史命运的终结，更是人物命运突如其来的大转折，老崔变成了植物人，春芬本已失落的生命也更加破碎，人生之途陷入无以复加的泥淖。

　　最后，“向阳号”长途客车显然是一个隐喻，是时代历史变迁的隐喻，也是春芬在时代长河中命运沉浮的隐喻。从影片开始“向阳号”以荣耀的姿态出场，到被作为一种政治象征摆放进纪念馆，从其尴尬退出历史舞台，再到影片结尾“向阳号”作为一种美好的记忆在春芬脑海里浮现，深刻反映了人物命运与时代变迁错综复杂的关系。而把时代、人物命运与某种物象绑连在一起，一直是导演章家瑞惯用的手法。在《婼玛的十七岁》中，那层叠铺展、线条柔美的哈尼梯田与婼玛青春的萌动相交织，书写着一个沉重的传统/现代寓言；在《花腰新娘》中，那奇异的彝族风俗——女子舞龙与火热奔放的凤美水乳交融，在后现代镜像中，叙说着东方现代女性意识的艰难觉醒。

　　二、跌落的主题

　　回顾2005年的几部怀旧影片，个体生命残酷的创伤记忆背后，总有一个挥之不去的历史幽灵在无边地游荡。《孔雀》中，在影片悠长、平静乃至沉闷、压抑地展示普通人失落、悲伤的日常生活状态时，背后发出一声长长的狞笑的是隐匿的时代象征：物质与精神的极度困乏；《青红》中，父辈一代的悲剧在于历史的乌托邦允诺，当个体被无情地抛弃到虚无的历史荒原，生命在焦虑中渐渐枯萎、磨损，由此而生的怨恨情结，又成为粗暴地禁锢、压抑子一代青红的祸首。如果说《孔雀》、《青红》的历史设置还略显短促、单薄，只局限于70年代的历史背景下个体经验的书写，那么《芳香之旅》则显然采用了一种“平民史诗”的叙事维度，在影片跨越60年代——70年代——90年代——21世纪四个时间段落的滚滚历史长河中，呈现出一种个体生命叙事与时代伦理叙事之间丰富而曲折的指涉关系。

　　春芬与刘医生的爱情是彼此生命中难言的痛。他们本应甜蜜地结合，成为中国千千万万普通而幸福的家庭中之一分子，然而，在史无前例的“文革”风潮肆虐席卷下，由于刘医生家庭出身不好，还有海外关系，他们的爱情就被粗暴地粉碎，生命的乐谱上留下的是一个滴血的休止符。

　　影片中运用了多种视听语言来表现狂热的“文革”政治气候。“向阳号”变成了“反修号”，车身上、连同大街两旁到处贴满了红黄颜色的大字报、反修标语，“举行阶级斗争，将无产活动进行到底”的口号也此起彼伏，这一切无不让人感受到一种逼迫而来的压抑、窒息。伏在车窗上的春芬，眼神迷惘而忧虑，为刘医生，更为自己心中憧憬的那份美妙的感情。

　　春芬决定去看望被下放到采石场上的刘医生，晚上放映露天电影，在一番长篇累牍的政治革命话语后，摄像机一个大俯角拍摄，蹲坐地上的人群呼拉拉全部站立起来，笔挺着身子，疯狂而整齐地高呼“毛主席万岁”。那一只只握紧的象征革命的拳头狠狠地朝夜空砸去，砸碎的是牛鬼蛇神，也是春芬和刘医生的青春和爱情。滂沱大雨突然而至，春芬特意系着的红围巾随风飘逝，这似乎也是他们爱情结局最妙不过的一个注脚。终于在牛棚里四分钟的激情后，人生荒谬的悲剧就不可思议地上演了。在政治强大的话语权力下，个人的生命变得脆弱不堪乃至卑微。徐徐上拉的俯拍镜头下，蜷坐在三轮车上的刘医生是那么的孤助无援和渺小可怜。

　　最令人悲叹伤痛的是跑到桥洞下避雨的春芬。湿透的衣服，蓬乱的头发，一声声撕心裂肺的痛哭，一滴滴犹如雨珠涮涮而下的眼泪，这让我们无端地想起《孔雀》中在街头买菜的姐姐。一个是泪如泉涌，放声痛哭，一个是无声无泪的啜泣，富有纪实性的长镜头，逼真细腻地展示了人物此刻的精神心理状态：对青春凋落，梦想幻灭的伤悼。

　　滴血的伤痕尚未愈合，流泪的眼睛还没擦干，春芬颤微的心灵，又要在政治权势的挤压下，对婚姻做出实际毫无选择的“选择”：“就算这是组织交给你的一项任务。”我们相信，在春芬隐秘的心底还存有对爱情的渴望。电影院里，当一位年轻的革命战士在邻座对照座位号时，春芬的举止羞涩而又惴惴不安，然而这只是一场误会；接后，画外空间的电影屏幕上传来慷慨激昂的毛主席语录口号，屏幕上反射出的一闪一闪的红色光影下，映显出了崔师傅不自在的脸。这终究是一场无法拒绝的宿命婚姻，两个人结婚拍照，胸贴红本本，相机一闪，命运永远地定格在了历史的底片上。

　　春芬不自由的婚姻，表面上看似乎是由老崔造成的——身为“全国劳模”，扮演着革命政治权势的代言人角色。而实际上，就是这个向心革命，恨、批、斗“私”字一身的老崔也是一个受害者。洞房花烛夜，如果不是他不小心碰掉摔碎了摆放在桌上的毛主席石像，也就不会造成他的精神性阳痿，从而也就不会使春芬在无性的婚姻中苦苦煎熬。

　　也许，老崔要证明自己是一个真正的男人，只能在油菜地里。金黄色的油菜花在影片中多次出现，这是一个具有象征性的意象。影片的起始段落，它喻示着春芬灿烂芬芳的青春，而现在又成为他们摆脱精神负荷，释放性压抑的场所。精灵般狂舞摇动的油菜花，类似圆形祭坛内仰天躺卧的春芬，多么像《红高粱》里的高粱地“野合”。

　　影片的深刻与高明之处在于，没有仅仅停留于“政治压抑肉身”的表层叙事，而是把锋利的解剖刀挥向了政治对个人灵魂的压榨和戕害，在更深的层面上剖析了个体的生存困境和历史的悖谬。

　　在长期的压抑和禁锢下，政治流毒已侵入春芬的灵魂，慢慢地，心灵开始麻木，不自觉中，已从精神上认同、归顺、驯服于政治严酷的秩序安排，并内化为维系自己残缺生命的信仰。

　　老崔开车出事变成植物人后，春芬接过了班，要把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向阳号”继续开在历史的道路上；报废的“向阳号”也被停放进纪念馆里，春芬精心照护，愤怒地用拖把赶跑在车上玩耍的一群孩子。更令人唏嘘不已的是，就像当年自己的正常性爱被禁锢和压抑，她也用同样的方法去压抑客车上年轻的售票员英子，并毫不留情地剥夺了英子作为一个新时代的女孩再正常不过的审美需求——穿短裙子的权利。

　　然而，时光流逝，春芬所极力维护的那套政治信仰，在飞速发展的现代社会，开始愈来愈显得格格不入，凸现出春芬纠结的生命困境。纪念馆要被拆除用做盖房子，“向阳号”也终成毫无用处的历史累赘，当作废品买给了收购站。于是，我们看到这样一幕：

　　春芬骑自行车赶到废品收购站，从堆积得像小山一样的废品中，找出“向阳号”，加油，启动，发疯似的开到了高楼大厦林立，霓虹灯闪烁的大街上，不料，突然熄火，在春芬下车摇动时，镜头迅速从春芬头顶向上拉，喧嚣的人群，嘈杂的鸣笛声，车身上一红一黄两个巨大的“废”字，与在车头前的春芬连成一条直线。此时的春芬，扮演着一个被时代挤压得毫无容身之地的尴尬角色。

　　或许，只有当春芬麻木地踱步在喧嚣纷扰的大街上，听到那首悠扬轻快、耳熟能详的《毛主席来到咱农庄》时，落寞的心灵才能得到几丝宽慰；只有买一张毛主席画像，整齐规范地贴在卧室的墙壁上，她的存在才有意义。

　　三、希望的存在

　　这似乎又是一部向普通人致敬，散发着浓郁人文气息的作品。面对着春芬曾经灿烂的青春和爱情，在历史岁月的淘洗下，渐渐枯萎、凋落，面容沧桑，心灵麻木，我们怎能漠视，怎能不在悲悯情怀中投之破碎生命以惊鸿一瞥？

　　背景和时代是应该受到评判和谴责的，但这不够，我们应该超越这一层面。也许，在一种摆脱冗长说教和纯粹抽象思维的个体存在维度下，更容易洞彻普通人的精神生存状态。历史上，我们的民族和国家多灾多难，战乱、洪荒、地震、瘟疫……天灾人祸，频繁发生，这对于一个民族和国家来说，只是它漫长历史中轻翻过的单薄一页，但是对于置身其中短暂的生命个体，将是他/她不堪承受轻重的一生命运宣判。所以在一种苦难困境中，他们如何维系自己的生命，这才是更值得我们关注的，因为这不仅关系到个体生存的希望，也是关乎到我们民族的希望。章家瑞说过，我这部电影：“是表现中国最普通老百姓的情感的变化和经历，他们生命的历程，他们生命中的坚忍和坚韧。华夏民族为什么么生生不息?为什么在当今世界不但没有消亡，反而越来越壮大?就是得益于他们的坚忍和坚韧。中国历史上那么多的战乱，那么多的纷争，中国普通的老百姓都以顽强的生命力活了下来。具体到春芬和老崔身上，他们是把自己的血脉融入到了那段历史中，从而造就了历史。”[1]

　　影片结尾，步入老年的春芬清明节这天乘公交车去给老崔上坟、烧纸，经过一段山洞隧道时，随着一声清脆的汽车鸣笛，就犹如穿越了时空隧道，一辆红白相间的“向阳号”从隧道里缓缓开出，车上像放电影似的出现了春芬在车上卖票的灿烂记忆。长镜头下，孤孑一人坐在车尾的春芬眯缝着双眼，微微笑着，泪珠无声地滴落在布满皱纹的脸上滚淌。我们可以说，这是春芬在经历了艰难的生命历程后，对生命的一番重新审视。这不是生命的终结，而是生命飞翔的起点，芳香之旅才刚刚启程。在《婼玛的十七岁》中，电影结尾，曾允诺要带婼玛进城坐电梯的阿强突然自己离开，婼玛只能继续留在生她养她的哈尼梯田时，也用了一个长镜头，婼玛微微地笑着，眼前出现了自己欢跃地坐着电梯飞速上升的画面，只是一个用了闪回，一个用了闪前，但都体现了导演对生命的独特理解。

　　参考文献：

　　[1]周密 独家专访导演章家瑞《大众电影》200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