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主持戴睿以及导演汪士卿
主持人：各位新浪网友大家好，欢迎大家今天来到“新浪DV看片说话”，我是戴锐，今天看片说话这个栏目我是作为嘉宾主持来到这里，今天来这里聊天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汪士卿。除了电脑参与，您还可通过手机访问新浪网，在移动中关注聊天全程。手机新浪网的网址是：3g.sina.com.cn。
我们还是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汪士卿，他是我们目前国内的一个青年导演，也是一个摄影师，当然大家了解汪士卿是因为他的一部作品叫做《西站非典》，又说到这部片子，《西站非典》也是在03年拍摄，04年在韩国的韩亚国际短片电影节得到最佳纪录片奖，很多在非典期间，很多人看到了您的作品。当时在凤凰卫视首播。
汪士卿：是的。
主持人：很多的朋友希望您谈谈《西站非典》这部片子，今天的栏目叫做看片说话，还是先来谈谈这部片子。
汪士卿：谢谢大家关注非典这部片子，谢谢新浪给我这个机会。我是三年前，也就是2003年的5月8日拍的这部片子，时隔三年再来谈这个片子，历历在目，这部片子是在非典发展中期时，我带着三层的口罩到西客站游荡了一天，拍摄了一天，剪辑一天，最后完成是15分钟，各方面的效率还是比较高的。
我对西客站的各个通道，以及厕所、地下停车场、站台是非常熟悉的，我在2002年曾经就想拍摄一个关于西客站公共空间的运输、中枢的纪录片。由于时间关系，没有实现。刚好在2003年非典的时期，非典时大家都很恐慌，大家不愿意去公共场所，因为害怕空气、对话、咳嗽会感染这种病毒。但是在4月份的时候，我心里也是很恐怖的，到了5月8日的时候我实在憋不住了，出去看看，外面除了汽车站、火车站有人之外，一个公共汽车站只有几个人，我走过去只需要几分钟。因为我不是去坐火车，但是那天我伪装了，带着大包，带着帽子，带着三个口罩。
主持人：是非正常渠道过去的。
汪士卿：是，我要是拿着机器过去拍的话，会受到很多的干扰。确实那天的心情也是提心吊胆，很复杂。拍了一天的时间，大家看这个片子能够看到，是从西客站的北广场，一直到侯车大厅，到站台，最后是出口处，大家看到这部片子，和平常的火车站的出入很大，可以看到平时看不到的匪疑所思的场景。
主持人：大部分被吸引的可能是因为它的片名《西站非典》，非典在03年对大家的影响非常大，很多人没法接触外界，用眼睛看不到的一些景像，你跑到西站，把那个特殊时期的一个状况拍下来了，告诉大家，让大家看到了。
汪士卿：是这样的，2003年的时候，凤凰卫视搞过一个DV作品的栏目，叫做DV新时代，它给年轻的朋友们，拿DV拍摄自己想要的东西，互相交流，提供一个好的平台。
非典时期，他们又推出一个“非典生活”的专栏，他们的编导于静给我打电话，问我愿不愿意拍一下，这个和我原来想拍西站的想法不谋而合，说拍了就会播出。我觉得特别好。
大家关注非典的圈子，更多是医院，是抗战第一线。更多关注的是救助的过程，甚至是家庭。我的视点比较特殊，它是一个大的公共的摩擦的场所。
主持人：发生碰撞的场所。
汪士卿：对，个人与公共的机构能够产生一个连接的点。可能和其他的不一样。
主持人：刚才聊到说，正因为你采取一些非常规手段，偷偷地跑到西站拍摄场景。
网友：这个片子是用什么机器拍的？
主持人：这个片子肯定不是大的机器扛着去拍的。
汪士卿：那天我在现场，没有发现包括中央电视台或者其他媒体，摄像和摄影的记者都没有，我当时用的是松下150P，2003年的时候这个机器刚刚出来，很受欢迎。这个机器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是借一个朋友的，我当时放在旅行的包里，没有背摄影包，因为背摄影包比较扎眼，我当时穿的是夹克，放在衬衣外面，如果老拍，会被制止。我地形很熟，就窜来窜去的。
主持人：很多人拍摄纪录片都用小DV来拍，纪录片是要求有真实感的，大的机器会产生恐慌，用小的DV来拍可能更能被人接受，你当时对于这个感触深吗？
汪士卿：感触很深，如果背着大机器，中国人面对镜头的时候，包括今天我在这里，都有紧张的感觉，因为拍摄纪录片一定要拉近与被拍摄人的亲近感，不要是居高临下的感觉。
小机器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它很轻松，150是准专业级的，像家用机，看到小机器，没有心里的压迫感，如果真是一个大的机器，看到CCTV，说话就会很紧张，就觉得涉及到政策性的话语。
主持人：这个也涉及到话语权的问题。
汪士卿：面对小机器，就可以坐下来，说话时很轻松，能够拉近距离。当时在西站，从头到尾的人都有想倾诉的愿望。
主持人：网友留言说这个该死的非典。
汪士卿：第一次大规模的病毒，在公共社会流传，带来了巨大的一种灾难，医院的医护人员，死了人啊。非常可怕，那个时候大家肯定有很多的话要说，待在屋子里的人没有这个机会说。我到了西站，那是一个大环境，那里有公共执勤的人，每个人的岗位不一样，最主要是乘客，乘客都要离开北京，到家乡去，逃避突如其来的这个东西。
主持人：片子中与有返乡的民工的对话，也有和车站的工作人员的对话，包括最后两个从广州来的两个青年的对话，与他们的对话中，你有没有注意到他们的反应？
汪士卿：因为在影片的大多部分，我的镜头是要抓住他们的形态，抓住他们的肢体语言，包括很多的民工吃着大面包，拿着矿泉水，他赶忙说我不是非典，不要拍下来。很多人的说话是驴头不对马嘴，很多人戴着巨大的防护面罩，他说知道有非典，怕把病毒带回家。
主持人：导演的视角和他们的视角不一样，你关注的是他们对非典的态度，他们的观点就是我很庆幸，没有得非典，可以回家了。
汪士卿：对，他们都是发自内心的，最真切的一种心态。在片子结尾的部分，我在和广州来的两个小青年交流的时候，大家看到最后一个镜头就是我拍着拍着的时候往后退，如果我把镜头拍一个特写，会很残忍，我就往后推，他们一个蹲着一个站着，很难受，我的镜头有一个展现大面积的空间，是一个广角，遥开了出口的大厅，通常的出口应该是人山人海的，但是那天我们看到的只有两个年轻人在那个空间里面，有一点反常。
在那个时候，我觉得环境以及观众、影片，我觉得环境比他的表情更加重要，两个人在这个环境里，他的行为才显得更加有意义。
主持人：这两个人的出现，使得片子升华，正因为他们处在这个环境中，才显现出他们的不幸，在特殊时期的一个遭遇。
汪士卿：这个还是比较运气的，这一天当中，我在拍别人，我自己又身处在这个环境中，因为捂着口罩，说话也不清，不知道谁是病毒的携带者，晚上回去我也量体温。
主持人：这是很多人钦佩你的原因，就是大家都不出门的时候，你能扛着摄像机到最危险的地方去，和大家进行交流。
汪士卿：我觉得这是对数码影像的热爱，想开的时候就不会想得太多，你总想着被感染，这种概率和机率还是非常小的，你前怕狼后怕虎，患得患失的话，做不了任何事情，你待在家里还会煤气中毒还会有火灾呢，你坐飞机可能会有很多的问题，有这个想法，我就去做了。
主持人：说到了这个问题，我们知道您是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图片摄影专业，在学校里面有一个秘密组织，叫做道光电影小组，主要成员是你、王斌、朱传明、杜海滨等等，朱传明在飞天奖等等也获得了一些奖项，杜海滨在去年的釜山电影节也获得了一些奖项。像您的这部片子剪辑等等花了一两天，然后就在韩亚国际短片电影节获得最佳纪录片奖，很多人认为纪录片是一个获奖的一个最佳途径。
汪士卿：这个问题，说明他关注电影，但是没有亲自做过纪录片。在做这个纪录片之前我也有过自己的痛苦和辛酸，我曾经用两年的时间，来跟拍了一个在北京打工的女人的故事，拍了两年，我觉得拍纪录片比拍广告更加得不容易，更加地痛苦，我觉得跟这位网友说的，我觉得是两个极端，我觉得纪录片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主持人：我也想到一些朋友，甘露他拍中央芭蕾舞团拍了五年，还有很多拍了一年两年，拍纪录片，我觉得得分开来看，像《西站非典》这种片子，我觉得就是特殊的时期，正好有特殊的机会，因为有了两个人物的出现，给这个片子画龙点睛了。
汪士卿：非典是比较特殊的，没有非典的时候，我以前也萌生过想拍西站的片子，而出现了非典也是一个巧合。
一般人进去也会有点很蒙，西客站一般人进去都很蒙，有的人厕所找不到，停车场找不到，最早还是地下的商场，现在被清空了，就像迷宫一样，那个工程也曾经被誉为豆腐渣工程，95年启动的，没过两天就掉砖头、漏水等等。
网友：觉得您的片子和贾樟柯的片子很相似。
主持人：他可能觉得您这部片子和贾樟柯的《公共场所》有些相似。
汪士卿：我在拍的时候，没有看过这部《公共场所》，他也是用DV拍的，也是在前后。去年的时候，他才出来这个光盘，一套，那个时候我才看过这个。他也拍了上下车的BUS，也拍了相关的场所。
主持人：纪录片最吸引人的应该是题材。最近几年来说，大家关注比较多的是一些特殊题材的，包括你的非典，包括的海滨的《人面桃花》，还有《好死不如赖活着》等等，是不是纪录片就更加容易成功？更加受人关注呢？
汪士卿：在纪录片拍摄策划的时候，选题是最重要的，不是拿着机器拍一天两天，纪录片是需要很大的前期的策划，是有针对性的。像国际流行的纪录片，它有一个开始的报批、选题，经过一个长期，半年、一年，甚至三年五年的准备期。一个国家如果没有纪录片，就像一个家庭没有相册，因为相册是记录了家庭历史的变迁，它是把过去的记忆把沉淀的东西封存打包，放在相框里，放到资料库里，为什么我们长到这么大，看到10几岁或者儿时的照片，会有很多的记忆，它可以激发很多人思考的东西。
主持人：纪录片是很受大家的喜爱和关注的。在英国最受欢迎的就是国家电影频道，因为国家电影频道一般播出的是纪录片。央视的一些讲述都是播放的一些很小的纪录片，讲述的都是老百姓的普通生活的故事，包括《我的父亲母亲》、《姐妹》等等电视剧都是很受观众的喜爱的，纪录片在中国还是很有市场的。
汪士卿：小的DV机出现以后，在3、5年之内，很多电视台在新闻频道和法治频道也在向民间征集DV，这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浪潮，大家为什么关注底层和民间的？就是因为它真实，非专业的人士拍摄的影像具有一种特殊的魅力。通常都是家庭的影像，有的是半专业或者是不专业的，为什么受到关注？是因为它的真实。
在国内掀起这股风暴，在国外学电影，都是从纪录片开始训练的，学摄影、学导演甚至学编剧都是从纪录片开始训练，发现生活当中本质的一些东西。这一点，我觉得它是规律性的东西，只不过通过数码影像，我们的专家、电视台、媒体、学术机构才渐渐地，慢慢地承认这么一种记录的和人们生活必然的联系，它和古装片、打斗片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看过周星驰的影片之后，还可以看看这样的纪录片，是一个人欣赏的两个层面。
主持人：我们私下交流的时候，很多人都表示对市场的一些失望，包括一些困惑，我觉得只要老百姓喜欢看的，我们应该把它坚持做下去。透露一个消息，给我们喜欢纪录片的朋友，央视的数字频道在近期要推出一个纪录片频道，专门来播纪录片的频道，这个可以说是国家对纪录片的一种肯定。毕竟有很多的老百姓很喜欢去看。
网友：您最近在忙些什么？有没有新片子要拍？我想自荐来当演员。
汪士卿：非常感谢网友的关心与支持。在去年一年做了很多的电视剧或者商业上的一些东西，包括今年也在做央视的大型的纪录片《澜沧江湄公河》。
主持人：这个片子我知道，是一个跨国的合作。
汪士卿：是《澜沧江湄公河》次流域地区和央视共同合作的一个片子。加拿大国家电视台和加拿大电影委员会合作的一个关于三峡现在状况的一个纪录片。第一个是用索尼高清750，第二个片子是用松下HVX200P2的机器，今年可能很多的时间在做这两个。纪录片非常要有耐心的，要花时间。
主持人：是很人文的纪录片。
汪士卿：第一个是关于地理的。
主持人：央视完成的纪录片《故宫》很受欢迎。您刚才说到的《澜沧江湄公河》一定也会受到关注。
汪士卿：去年的《故宫》受到很多人的喜爱，央视现在又要推出一个《郑和下西洋》，央视投入非常大，都是高清的，非常国际化。把中国的古代的东西重新挖掘，作为一个专题做出来。
《澜沧江湄公河》，我为什么喜欢这个题材，因为它更加关注的是现实社会，这个地区曾经有很多的战乱，是一个佛教的地方，跟历史上接触比较多，是有很多故事的国家，并且关注的是现代人生活的一个现状。
主持人：刚才有很多朋友在说纪录片，我们接触比较多的一类是纪实类的，刚才说的《西站非典》还有《人面桃花》，还有就是人文类的纪录片，比如说《故宫》，还有《澜沧江》都是属于人文类的纪录片。这两类你都拍过，你觉得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
汪士卿：我觉得还是属于一类的，属于纪录片。打个比方，比如衣服，像我们自己组里拍摄的自己想法的，在服装上就属于是另类的，属于服装，现在做的主流的这种就属于西装、夹克，因为它是要被主流媒体播出的，需要更多的人关注、欣赏，我们自己做的没有关系，它更加表达了自己的一种想法，它可能领子歪一点、色彩怪一点、裤子破一点，但是它属于牛仔裤，制作的过程都一样，都是为了穿，它都是服装的范畴。
主持人：破牛仔裤能不能登大雅之堂呢？
汪士卿：我第一次穿牛仔裤是八几年，我妈妈觉得这个东西很烂，不是什么高档的东西，有一个逐渐接受的过程，跟社会的变化、人的文化素质的提高、媒体及社会对这个东西的承认。
现在大家对于牛仔裤，破了洞的都在穿，甚至年龄大的一些人也穿牛仔裤，并且有各种造型的牛仔裤，但是第一个穿牛仔裤的人是非常有勇气的。社会的发展就伴随着敢于创新、表现自己的人和一些很规律，在一个大的系统里运行的人，两者之间会有碰撞。
主持人：这个东西可以从片子里看出一二来。这个片子在韩亚国际短片电影节上，这个电影节也是很知名的电影节了，包括海滨在釜山电影节上，很多的朋友有这样的问题，就是纪录片拍完之后怎么让别人看到？因为纪录片拍完不可能到院线播出，有的人说也不可能到电视台播出。第一个由于网络媒体的兴起还有视频网站都有在线的播出，可以直接看到我们的片子，第二个我们刚才提到电视台的一些栏目，很多的栏目都在征集这些纪录片，第三个可以参加一些国际的电影节，现在很多的电影节都设置了纪录片的单元。
汪士卿：是这样。
主持人：关于这方面您能否介绍一下。
汪士卿：从我上大学拍纪录片一直到现在，一直持续在做，包括最早的实验短片，像MV，像实验纪录片，到现在已经有8、9年了。一直伴随过来，也经历了像戴锐说的各个方面，网络播放、国外比赛等等，这些我都经历过。
我的体会就是，开始做的时候你的想法和播出，以及社会的发展是同步进行的，有的时候你考虑不了这么多，当时就没有想到那么多，没想到哪个电视台能播出，我就觉得这是我自己拍摄的作品，非典这个是当时凤凰卫视有一个渠道能够播出，感谢凤凰卫视的这个勇气，片子里有一些东西主流媒体可能是播不了的，当时我觉得有一部分是需要删减的，但是他们一秒钟都没有删减。
民间的这些短片主要的途径还是你刚才说的这些，国内主要是网络媒体、视频，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大的趋势。纪录片如果你放在电影院看或者电视上很难，网络可以在办公室、家里，任何一个信号，它是一个自由的，不像电影院，非要到电影院去。这是一个大的发展潮流。电影院是一个比较高端的，在国外看纪录片，人家都是几十年形成的一个习惯，中国这方面做得还不是很充分。
主持人：很多好的纪录片还是被我们大家熟知的，不管才能什么方式观看，刚才你提到的王斌的、王光义的等等早期的纪录片，网友从网上下载、淘碟啊，都会看到。等我们国家以后有了完善的播出系统之后，可能会对纪录片的播出有一个好的促进作用。
汪士卿：我觉得这一点还是很高兴的，就是主流的电视台也好，还是民间的也好，网络的也好。他们对纪录片现在的态度是接纳、宽容，并且是逐渐地在喜爱，包括中央教育3《我的太阳》，我也看，中间有几部故事选得相当好，它也没有宏大的主题，没有深刻的思想，但是那个东西我能看进去，我比电视剧看得还有耐心。
主持人：一些小规模的地区性的纪录片的活动，包括广州有纪录片的交流大会。
汪士卿：这一点比如广州的国际纪录片大会，现在是很有影响力的。刚才说的加拿大的，那家公司每年都参加这个展会，加拿大是有非常好的纪录片传统的国家，它的电影的文化是非常深厚的，国家电影委员会每年要支持年轻的导演进行拍摄，选世界巡游，现在的发展趋势还是应该感到数码影像，这个东西的力量非常大。如果拿着大的机器去拍，发展不会有这么快。
主持人：刚才我们在说《西站非典》是在松下的150P拍的。
网友：150P也不小了。
主持人：但是对于传统的机器，已经很小了。
汪士卿：它的成像好一些。
主持人：我看国内有很多的电视台还在用150、190，或者松下180，当时同一时代的DV机在拍摄新闻。
汪士卿：这个机器出来以后，带来一些革命性的改变，它拍新闻、纪录片都是非常好的工具，甚至在欧洲拿这个东西拍电影。电影一定要用35mm的拍出来才是电影，这是违技术论或者是违器材论，我觉得还是一个门外汉，对电影的理解比较片面。比如说《破浪》它是拿PD100，拿着很多台，多机拍摄，这是一种实验性的，拍完之后，拿DV带转成胶片。
还有一个英国导演拍的《城市之间》，拿柏林电影节金奖，是伊拉克的一个孩子想逃到英国去，就是拿150拍的，我看了后面的花絮，那的DVD做出来，影像相当好。
主持人：我们能够看到很多网友拿着DV拍片子。他们最主要的问题，就是DV到底能不能拍出让人赏心悦目或者称之为真正的电影的东西来。我觉得这个问题，什么叫做真正的电影？
汪士卿：这个确实是一个问题，特别是去年到今年的，HDV，就是高清的DV出来以后，更是一个石破天惊的东西，像松下P2已经达到了非常专业化的程度，已经不是普通的迷你DV的概念。
主持人：是真正意义上的广播级的了。很多网友不知道，最近比较热门的徐静蕾，拍的新片就是拿这个松下HVX200P2拍摄的。还有很多的片子都会选用这个HVX200拍摄。我们私下交流时，觉得高清完全可以拍摄电影，不能用取代这个词。
汪士卿：拍电影不是违胶片论，违35mm论，1月份我们道光小组的几个人又合在一起，毕业六年后拍了一个朱传明导演的电影，现在正在做后期，质感等等都非常好。
主持人：正好为朱传明做一个广告，朱传明最近拍了一个剧情片《阿英》，是杜海滨和朱传明、汪士卿共同拍摄完成的，我就看到朱传明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面拿着DV自由地运转。DV的出现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拍摄手法，更加轻盈地反映一个思想。
汪士卿：拍片不再那么神秘，让演员更加进入到创造的环境中去。拍片子不是儿戏、打闹，要用激情去创作，拿着DV更容易与人沟通，现实和梦想，把拍摄和生活的距离压缩得更紧密。
主持人：以前有一个导演打个比方，DV是一面镜子，能够同时让你看到两面的自己。今天的聊天时间，在我们的聊天中匆匆而过，很多的网友也表达了一些问题，刚才我们的聊天中也透露了一些信息，也有一些网友表达了对汪导的夸赞之词，我们也会在新浪DV上能够看到汪士卿的一些片子，包括没有公布的一些片子包括以前的一些，我们都能看到，汪导向各位网友表示一下。
汪士卿：感谢各位网友对我的关心，我今天也拿来了封存已久，上大学时在数码影像方面的实践，包括短片《再见蓝天》，是一种很忧伤的对环境的思考，当时用的是流畅的EA1拍了一些，现在看还有点意思。
主持人：汪导昨天跟我说，拿出这些片子还是很有感觉的。今天的“新浪DV看片说话”就到此，谢谢汪导，谢谢各位网友，希望大家今后多关注新浪DV，也关注《DV时代》。本次的聊天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