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的原则

　　在我们关注、肯定和赞赏李京红的时候，还有一些操作性原则也是应当关注的。

　　我在观看的时候会想作者并问自己的是：在追求真实的同时，有些东西是不是是应该遵从的？

　　比如在贝尔的故事里，有一场“穿帮”的戏：贝尔跑到热舞表演场上登台跳舞，裸露的主持问，下面拿照相机的是不是你的爸爸？在这里，记录者“无意”间成为情节的参与者，而且并为在情节中有机的组成部分。在贝尔母女别离的情节中，孩子看着母亲坐船远去的背影凄楚地喊：妈妈，早点回来接我。船影远去。可是在这里观众会本能地问：为什么记录者此刻没有和妈妈一起走？拍摄者是因为镜头的动人而特意留在这里的吗？

　　这一类细节上的“破绽”可以有两个解释，一个是追求“真实”，包括不掩饰记录者在实际情境中的位置。一个是“间离”，使观众保持某种理性，认识到生活中有记录者的存在。

　　但是不可回避的矛盾在于：整个故事的风格是完全纪实的，记录者只是作为生活中的一个潜在因素存在着，他的任务只是记录和体现这种真实。换个比喻，它是斯坦尼式的，而不是布莱西特式的。然而上述“穿帮”情形的出现，又使作品的风格出现了某种布莱西特式的“间离效果”，呈现出退出故事情境的对叙述者的关注。同一作品中同时出现这样两种风格，在叙事逻辑上是不周延的。

　　其实这一点很可以探讨。在我看来，一般纪实风格的DV多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式”的。它们的叙事原则是“真实呈现”，他们摒弃作品中可能影响真实呈现的“穿帮”，尽可能排除拍摄者在叙述中的主观色彩。但“布莱西特式”是一样可以纪实的，它承认记录者的主观意志，提醒观众“出戏”，进而保持对情节的冷静判断。也就是说，在“真实情景”之外，还有一个审视情景的视角。在我看来，这两种纪实并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只是不能同时采用两种手法。

　　我不知道李京红是否意识到这点。是为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