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总是在纪实和娱乐之间寻求平衡。现在又到纪录片向娱乐节目取经的时候了，于是又有了“娱乐化纪实节目”的概念，纪录片的出路也是末路。当“探索·发现”和“东方全纪录”等栏目获得一片喝彩时，它们的很多节目已经不再被纪录片这个框框所束缚了。

　　好在毕竟电视台不是传播纪录片的惟一渠道。2004年，我们看到纪录片又回到了电影院，《德拉姆》和《布达拉宫》虽然并不叫座，也永远别期望纪录电影像《功夫》和《天下无贼》一样爆棚，但纪录片的影响可以润物于无声处。各类影展也是纪录片的重要传播渠道，展映的“圈子”虽然有限，但“圈子”已经越来越大。从6月份北京“现象工作室”举办的“第二届中国纪录片交流周”，到9月份的“2004北京国际纪录片展”，再到12月的“2004广州国际纪录片大会”，不论新的、旧的还是国内的、国外的，重要的纪录作品总在以各种渠道进入我们的视野。

　　1999：纷乱的“江湖格局”

　　小型摄像机，尤其是DV的横空出世，催生了一大批新的纪录片导演，他们的作品生活质感更强。1999年是这十年中最丰收的一年。《我们的留学生活》让人们知道纪录片也可以变“肥皂剧”，纪录片的“故事性”成为了世纪之交的热门话题

　　并非故意要从中间断开，1999年恰好是十年当中最丰收的一个年头。这一年能让人记住的纪录片作品可以列出长长一大串：《疯狂英语》、《英与白》、《平衡》、《老头》、《江湖》、《北京弹匠》、《北京的风很大》、《婚事》、《食指》、《海选》……除了张元、梁碧波、彭辉、吴文光、张以庆这些我们之前很熟悉的名字，这一年还涌现出几乎数不清的新名字：杨荔钠、朱传明、蒋志、睢安奇、冯晓颖、乌尔善、唐丹鸿、胡择、曹斐……“江湖格局”似乎一夜之间发生了变化，纪录片创作群重新“洗牌”。

　　影响纪录片发展的因素有很多，最主要的是社会背景的变化和技术条件的变革——当然，这两种因素并不是分开起作用的，而是同时决定着纪录片的变化发展。如果说1994年纪录片的繁盛更多的是源于社会大变革，那么1999年的创作高潮更多的则是源自技术变革。二十世纪末在纪录片领域“兴风作浪”的始作俑者是小型摄像机，尤其是DV的横空出世，催生了一大批新的纪录片导演。DV出现在1996年，经过两三年的拍摄周期，这些人在1999年集中亮相也就不足为怪了。他们绝大多数人都是在用DV甚至Hi8拍片，低廉的成本、方便的操作，使他们几乎不需要外来投资，也不需要接受长时间的专业训练，就可以操刀上马。再加上小机器在抓拍和与拍摄对象进行交流方面更具优势，使这些作品生活质感更强，即便是技术上显得相对粗糙，但因为它们呈现出与以往纪录片不一样的艺术品格，因此在国际上各类电影节中受到欢迎与肯定，使这批新人很快就崭露头角。像杨荔钠的《老头》和朱传明的《北京弹匠》，都是以处女作一炮打响。两年后，杜海滨和冯雷同样是凭处女作《铁路沿线》和《雪落伊犁》进入公众视野。使用DV不是新人的专利，2001年，宁瀛和贾樟柯用同一款DV机器制作了《希望之旅》和《公共场所》。新的格局给老纪录片人带来压力，给新人带来希望，收获的则是观众。

　　1999年有个轰动一时的个案，就是张丽玲的《我们的留学生活》。该片全力迎合观众，极尽煽情之能事，除了创下高收视率之外，它留给人们一个启示：原来纪录片也可以变“肥皂剧”。纪录片的“故事性”成了世纪之交的热门话题。1999年北京电视台创办“纪录”栏目，把“讲故事”作为栏目的核心策略，迅速站稳了脚跟。第二年“

　　尽管如此，纪录片发展还是给中国电视带来了革故鼎新的变化，纪录精神已经深入到很多栏目的血液中。虽然很多人并不会自觉地意识到这种影响力的存在，可他们还是得承认：刮过几年的娱乐旋风过后，中国电视最大的进步体现在纪实节目上。1999年以前，电视娱乐节目拷贝成风，是纪录片让中国电视学会了“生产自救”，荧屏上大量出现的纪实节目，应该为纪录片记上一功。在这个意义上说，纪录片的影响没有变小，而是以另一种方式在不断扩大。

　　希望有待来年

　　队伍和观念的分化，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分化可能就是繁荣的征兆

　　关于纪录片的话题也在分化，虽然关于真实和纪录片本质的纯理论探讨还在隐隐约约地继续，但是在各大研讨会上众说纷纭的话题中，“栏目化”、“市场化”、“国际化”的声音已经占据上风。什么是纪录片？纪录片该怎么做？谁也无法为未来规定一条道路。队伍和观念的分化，对于纪录片创作来说，未必不是一件好事。中国电影还只有短短百年历史，中国纪录片的历史更短，我们不妨把一切问题的答案还给创作本身。

　　无论是电视频道的纪录片计划、纪录片栏目，还是众多的纪录片交流、展映活动和电影节，都可以看出中国纪录片人与世界接轨的愿望和决心。当今世界纪录片格局也日益趋于多元化，在纪录片运作方面拥有不少成功经验的频道有很多，比如美国科学探索频道(Discovery)、国家地理频道、日本NHK、法国电视5台的纪录片节目长盛不衰。另一方面，独立制片和基金会扶持的纪录片计划也比较流行，灵活的制片方式共同保证了纪录片的繁荣。尽管在资金投入和运作经验方面，我们和很多国家存在差距，但是多元化的操作方式已经深入人心，观念也已差不多与世界接轨。两岸三地的纪录片制作已形成一股重要的力量，不断有纪录片在各大国际电影节上获奖，华语纪录片的影响力在不断扩大，其市场前景也被看好。不过路还很长，2004年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分化可能就是繁荣的征兆，希望在于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