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日:你当时也在“彼岸”嘛。据说后来警察曾经上你家看了《彼岸》,说挺好,能让年轻人务实。挺逗的。

　　为了四十岁的中年人

　　自从前妻死后,傅健生就生活在个人回忆之中,他的愿望是老了以后弄辆破吉普开开。刘永利觉得自己是个有能力的男人,他贷款买了一所大房子,但夫妻单位里都要减工资,他妻子说,实在不行就把新房子卖了搬回老房子住,她住惯了……郑州火车站是中国的交通枢纽,在列车停靠的几分钟里,车站工作人员如同在指挥战斗,上不了车门的人们被指挥着从车窗上车。傅健生是车站客运车间书记,刘永利是客运一班主任,《幸福生活》说的就是他们俩。

　　星期日:我觉得刘永利有这么好的妻子真算幸福。可是傅健生说要是现在的妻子(他是二婚,前妻死于医疗事故)提出来

　　蒋:我觉得傅健生更幸福一些,保有一种感情是最幸福的。他对爱情的向往停留在前妻走了以后,有一个人可以去怀念,挺让我羡慕的。他每年都去“看”他前妻,去对她倾诉烦恼和压力。

　　刘永利还跟她老婆闹离婚呢,这么好的老婆。他贷款买了房子,后来车站还派人查他这房子,一个工人哪来的钱买140平米的房子。派的人就是傅健生。为这事他把老傅给骂了,他说:去逑!我啥官不是,没机会贪污!最后不了了之,特别好玩。现在他一直想把新房子卖掉,工资减了,他们一个月要还贷1100多。又是七楼,现在他老婆孩子都爬不上去,要互相搀着,半途歇歇。原来的老房子他们租出去了,一个月300。想卖了新房子买一套70多平米的,这样还能剩点钱。老傅和老刘,一个是纯粹物质上的压力,一个人是精神上的痛苦。

　　星期日:我听说,在昆明放这个片子,回答观众提问的时候你哭了,是怎么回事?

　　蒋:当时一时激动。有人问,最后一段,傅在油菜地里哭他的前妻,是不是摆拍。我也想问这个问题,当时在镜头里老傅说了一句:“你爱菊花,我拿点菊花看看你。”那天拍好我就问老傅:是不是为了我拍摄,你说了这些话。结果他说我前妻叫“江爱菊”。当时我就觉得自己特别龌龊,我很自责。当时在昆明想到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就有点激动。

　　星期日:片子有一段傅健生躺着说话的片断很动人。

　　蒋:那时候他隔两天上个夜班,我睡不着也不爱睡,就去他那儿。他躺在那,斜对面还有个沙发,我就用最舒服的姿势半躺着。机器有时候不开,就放着,两个人聊。到今天我都觉得,以后很难会拍到这样深的心里话了。

　　马:你不是说过,纪录片就是打开人的心灵。听了私密的话会不安吗?

　　蒋:会不安。后来我请老刘和老傅来我家看片子,然后我问老傅,片子怎么样,是不是暴露了你的隐私?他回答说,跳出来看,觉得是个不错的纪录片,但是拍的是他自己,他不好评判。不过这两个人都算放得开。前一阵老傅还打电话给我说,老蒋,不是在办“感动中国”吗,他们怎么不放你这部片子。老傅现在搞到破吉普了。《幸福生活》后来剪了四十分钟在“生活空间”放,结果有人看了片子说,就破吉普,要求这么低。就把一辆开了十年的北京切诺基作价一万块钱卖给老傅了。后来我去郑州一看,老傅把车弄得像舔了一遍似的,干净!没事就在里面听音乐待着,周日出去开开。

　　我很感谢我拍摄的这些人,他们给了我另一种经历。和他们在一起总是很融洽、愉快,能待上半年、一年。歇一歇,又要选择新的地方。他们愿意敞开心灵接纳我,让我介入平静的生活,我很感动。有个孩子问我为什么不用dv。我说为什么用。他说DV不是更轻便更能隐藏。我说我不带机器坐到你家里就已经打搅你了。纪录片是个相处的问题。他们能接纳我,给我这个生活,我就去过一过。

　　星期日:有人说你这个片子是专为四十岁的男人拍的。

　　蒋:有些人很难,在单位里负点小责,上有领导,下有妻子孩子,还要买房子还贷……其实这片子我特别想叫《此岸》。我自己四十多岁了,能体会到家庭的压力,传统生活的压力,大家其实过着前人一遍遍教给你的生活,摆脱不了。普通人的生活其实最辛苦,最难过。

　　星期日:那为什么叫“幸福生活”?

　　蒋:其实对于幸福有一个尺寸。老百姓自己都有,宽一点可能达不到,窄一点就可以达到了。我拍这个片子不是要讲个道理,我就想拍一个车站,两个人,把他们的生活展现出来就行了。

　　关于蒋樾

　　1962年出生,1988年从中央戏曲学院编剧系毕业,入北京电影制片厂工作。因为不喜欢故事片的拍摄方式而离开。1993年制作《东方时空·生活空间》首批短片,代表作品有:《东方三侠》、《票友》、《上班》、《矿工》等。作品有:《喇嘛藏戏团》(1991)、《拉萨雪居民》(1992)、《彼岸》(1995)、《静止的河》(1998)、《幸福生活》(2002)、《爱情战争》(与段锦川合导,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