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我就揣着家里给的9元钱、20斤粮票，在车站震天的口号声中去了生产建设兵团军垦，接受“再教育”，王力军参军去了(后长期做军事纪录片编导摄像)。那些经历，今天听起来都是传奇故事，其情节和细节与后来的知青题材文学作品、电影电视里大同小异，就不必多说了——这么说吧：那时，半斤一个的玉米面窝头我一顿能吃三个(听农村插队的同学说他也能吃三个，可他只能吃着一个)！具体情节和情境各位可以去合理想象了。总之，在“战天斗地”的岁月寒暑中，大致搞清楚了自己是什么？人民是什么？社会是什么？生活是什么？

　　1976年，随着周恩来总理的逝世，人民对灾难性的时局终于忍无可忍，绝望变为觉醒，于当年清明节前后，以北京“天安门事件”为代表，全国各地的人民群众不约而同地发起了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的公开行动！那些日子里，我天天去天安门广场，用相机记录下人们的泪水和呼喊，记录下众志成城的意志。在随后开始的追查与迫害中，我吸取了原来的教训，将底片用油纸蜡封，秘藏在电唱机的内壳中，等待它重见天日的那一天。这一天来的是那样快，半年多后，中国的历史就开始改写。后来的事情就不用多说了，一直到今天我们也拥有了自己的DV摄像机。当时我也见过外国记者在天安门广场使用便携式摄像机(现在想起来，那可能是VHS的)，我们只有羡慕的份。当时一位朋友任世民(现为中央美院雕塑家)有一个日本“索尼”砖头式录音机，他机警的收录了许多天安门演讲、游行的资料，成为中国唯一记录1976年“天安门事件”录音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