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从开始两个人隔绝、生硬的状态，到后来俩人都变得很温和而互相牵挂，他半夜为你煮红茶，早上为你做三明治，用刷子连搅带戳地给你洗衣服，你送他衣服，为他请律师，给他买来蛋糕“庆贺离别老洋房”，这就已经从不相识走到情相通了，是什么元素促成你带来了这样的转变？

　　梁：过了10来天，我就回北京了。当时，一上飞机，就觉得太好了，终于离开那儿了，我又开始了我熟悉而躁热的生活。可是，后来发现我好像有一点习惯了那个黑暗的灯光，有一点习惯了一个老人那种很静的生活。生活一躁热，我就想到他挺可怜的，然后我就打电话给他，他接电话时都快哭了，他说“一个人，觉得很无聊，觉得很没有意思”。可是真要让我回去，我还是不想回去，要不是电视台有事，我真不想回去。不过，走时我还是给他买了一件衣服。等我再回去的时候，他也给我买了一身棉睡衣，特便宜那种的，当然不是钱的问题，这是一份心意。很怪，临进那个房子的时候我还不想进去，但真正进入以后觉得挺好的，觉得挺熟悉的，我又回来了，这是第二次。从那之后我对他就再也没有反感了，也没有对他看不惯了，就很适应了。然后到第三次再去的时候，特轻松，像回家。后来我发现，我跟他学了好多东西。

　　刘：你是如何处理主观介入和客观纪录这两种关系的？

　　梁：我没想那么复杂，很简单，我开始不烦他了，这是一个变化；再一个变化，就是我拍着拍着就不知道我在拍摄了，我的机器不是这么举着的，是这样夹在胳膊下的，我们俩说话的时候，或者他在做事的时候，我就把显示屏合上了，摄像机这么冲着他。我这个时候把摄像机用得特别顺手了。小机器，小有小的好处，也没考虑、分析什么该拍，什么不该拍，我是一有时间顺手拿着就拍，很自如。

　　刘：看画面上，蒋先生显得很自然，那就意味着，已经与你“配合”得天衣几乎无缝了，这可纪录中最不易用获得的，既是第一现场，又是“镜头消失”。

　　梁：我跟他一切都特别自然。我开着机器，跟他聊，他知道，后来他也无所谓了。

　　他讲的好多自己过去的事，几几年干嘛干嘛，家里发生了什么事，好多素材都是我每次请他出去吃饭的时候录的。吃饭前，我就先到卫生间把录音笔打开，放在我兜里，是这么聊的，因为我们中间要搁个录音的东西，他是不会说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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