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这一点上我的感受是很深的。DV就是上帝赋予我的权杖，象征着自由。首先它大大降低了纪录片的摄制成本，这样我就能够从容而长久地拍纪录片了。让喜爱电影却没钱的人可以继续拍电影，这是DV最体贴人的贡献。比如周期自由，用大机器拍摄周期一般不超过两个月，但DV却可以和你一起生活，可以延长摄制周期。还有人员上，用大机器一般不能少于三个人，而在拍《喧哗的尘土》时，从头到尾就我一个人，一台机器，两块电池和一堆带子，我随时都可以拍，也可以在几个人物之间轻松地转移流窜。

　　《DV@时代》：跳出个人的拍摄感觉，DV也会影响到影像语言、纪录形态和创作观念等纵深层次，带来创作上的自由。

　　黄：对，DV这一技术工具跟作品最终形成的影像风格是密切相关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16毫米摄影机被更多的使用，电影语言就发生了很大变化；DV的出现可能也会有这样的作用。DV的许多镜头调度方式是大机器无法做到的；另外，对现场干预程度的不同也会影响到作品的影像语言。但反过来说，工具只是工具，它的优势需要导演的意识来强化。导演要选择工具，更要用自己的意识对路地去驾驭工具。

　　《DV@时代》：从诞生伊始，DV的定位就是家用摄像机。如果DV真正普及到大多数家庭，那时的DV拍摄也许就无所谓创作，也没有精英意识了，它的身份可能就和傻瓜照相机一样。

　　黄：所以那时候也许会有大量和《喧哗的尘土》不一样的作品出现，甚至不叫作品，只是家庭录像，随意的拍摄。但说到创作就不一样了，写诗容易吧，一根笔一张纸就行了，但诗人有多少，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诗人。纪录片创作也是这样，DV普及了，但并不是每个手持DV的人都能称为纪录片创作者。真正的纪录片创作需要时间、毅力、耐心、金钱，更需要具备一个艺术创作者应有的许多素质。所以DV在以后会分流，既是家庭摄像机，也依然是纪录片创作者手中的利器，让他们拍出好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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