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时代》：你现在的身份是独立制作人，“独立纪录”从一开始就是针对体制内提出来的，但很多独立制作人却都有过体制内的工作经历，如康健宁、郝智强等等；正是有感于在电视台的体制模式和创作束缚，才祭起“独立纪录”这杆大旗。你也是从体制内走向独立纪录的，讲讲这个关键的转变过程。

　　黄：1996年我从电影学院进修毕业后，就进入中央电视台。我干的是一线打假记者，每天做如《质量万里行》这样的节目。电视台有严格的审查制度，创作上你没有任何发挥的余地，但电视台又有固定的播出量，我不得不去完成任务。这就比较郁闷，很累。但一两年后，我掌握了其中的运作规律，知道什么样的片子能顺利通过审查，出去采访也有了固定的程序和规则。这时就感觉比较轻松了，但逐渐地我却感觉自己只是一个干活的机器，每天在麻木地运转。

　　《DV@时代》：那种工作环境特别消磨人的激情和理想，那时你才26岁，正是充满激情的时候。可以说你是一个不安于现状的人吗？

　　黄：是。1995年我离开老家，正是因我不想就这样娶妻生子，过上程序化的日子。可在中央台几年后，我知道如果这样继续下去，生活会变得如老家那样，每天的事情都可以预见。那如果在北京的生活在老家也可以过，我何必来。所以我选择再次离开。

　　《DV@时代》：我有朋友说，离电视越近，离艺术越远，真是如此。离开老家这么多年，怎么突然想到回老家拍《喧哗的尘土》了？

　　黄：2003年4月北京的“非典”疫情还没闹大时我就回湖南老家了。回去后我想拍老家的麻将馆，片中的宏伟是我小时候的朋友。于是就开始拍，拍了3个月，大概110小时的素材。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