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电影对本国风土的描述大多是虚妄的。无论是第五代导演镜语中那残阳如血的高粱地，还是第六代反叛者们呈现出来的灰蒙蒙的都市景象，都是某种心灵幻景。中国的地理和人文被视为一种隐喻符号，或是一道模糊而精致的舞台布景，我们无法判断影片中的人物与这片风土的内在关联，因而也难以体认其中的真实情感。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批独立于主流体制之外的中国纪录片作者开始了他们在边疆与城市边缘的拍摄活动。与同时代的故事电影导演不同，这些浪迹天涯的拍片人寻找着真实的灵魂悸动，丈量着脚下原野与村庄，或者喧杂都市的泥土与街巷。他们的作品如同写生的素描，捕捉了在时光的过往里悄然留存的生命轨迹。他们远没有故事电影导演前呼后拥的昂扬气派，而是如农民、牧人、流浪者一样，蛰伏在每一片有故事的领土之内，以月、甚至是年为刻度，记录着中国大地的呼吸与脉搏。

　　西藏的影子乡愁：牧歌与居民委员会

　　西藏是一方让所有人为之神往的土地，它也造就了90年代一批藏地主题的独立纪录片。雪域的灵息吹拂于众生的流转，令影像的记录者们也悠然思索着生命的意义。拉萨曾经如一个超越世俗的天堂副本，慵懒的阳光直射在大昭寺香烟缭绕的玛尼堆旁，来自每一条转经路上的生灵都超度了他们尘俗的欲望。

　　纪录片苦行者段锦川在西藏度过他的青春岁月。怀着淡淡的乡愁，1994年他重返这里，拍摄了《天边》、《加达村的男人和女人》和《八廓南街16号》这三部风格各异的纪录片。它们如三部彼此交织的复调乐章，在梦、回忆与现实的间隙里，泄露出藏地民族本真的生命涵义。

　　《天边》如一首牧歌，讲述了在“藏北无人区”的帕拉草原上，牧民桑珠一家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这是一部几乎没有对白的作品，段锦川如对待一场美梦般小心地呵护着，轻易不将它拿出来示予外人。因为它寄托了一段逝去的青春岁月，一个惟能留存于记忆当中的理想主义年代。《加达村的男人和女人》则是一曲行板，川藏线上，加达村的男人与驴子们行走在大江雪山之间，贩运着女人们从盐田里收获的盐巴。背着20块电池的段锦川微笑着端坐在火堆旁，听这些康巴汉子蘸着盐巴和烧酒的粗野歌声。对于独立的民间纪录片人，创作有时候并不是最重要的，和星空、道路、真实的命运如此接近，这本身便是一种难言的幸福。

　　《八廓南街16号》是段锦川告别西藏旧梦的仳离之作，曾经的诗意与梦想都嘎然而只止于大昭寺外一间居委会的办公室里。这是一部解剖刀一般清醒的作品，摘落西藏的神光，每一条古老的巷道都还原为秩序统御之下的日常生存。回到拉萨，越来越摩登的城市景象让人狐疑往昔旧忆的真实。

　　以西藏为主题的纪录片还有许多，温普林的《青朴》记述了一批在藏地偏远山林苦修的隐居者挣扎于此生与彼岸的精神世界。唐丹鸿的《楚布寺》见证了一座藏传佛教寺庙的现代复兴与再度衰落。而在季丹《贡布的幸福生活》的结尾，几个辛劳一年的藏族村民在山间的泉眼沐浴，痛饮达旦放声高歌，一种精神的喜乐依然弥漫于西藏的天空。

　　背光的面孔：城市流浪的起点与中途

　　流浪有时是一种人生的宿命。或许因为近20年来的跌荡，中国的独立纪录片人大都如飘蓬般迁居流转，流浪成为他们常自咏怀的人生与艺术主题。在中国诸多城市的角落里，摄影机也悄然对准着同样漂泊的人群。开中国独立纪录片先河的《流浪北京》便是这个主题的第一支序曲。

　　吴文光的影响中，5个如他一样的盲流栖居于北京这座城市迷宫的神经末梢，在过去与未来之间苦苦挣扎。他们是最后的梦想者，梦想失落后他们远游异国，于是有了吴文光的另一部作品《四海为家》。而北京依然是个无边的舞台，任登台者轮番上场，然后谢幕离去。无论是那群排着实验话剧徒劳追寻彼岸的外地青年(《彼岸》)，还是徘徊在电影制片厂门外无望等待的群众演员(《群众演员》)；无论是在天安门广场上摆摊照相的大叔(《广场》)，还是在免费的街心公园和陌生男女大跳国际舞的张三(《和自己跳舞》)；无论是围坐在小区角落消磨时光的孤独老人(《老头》)，还是佝偻着身躯砰砰弹棉花的异乡打工仔(《北京弹匠》)。他们的身影都显像在纪录片的磁带盒里，成为我们描述北京这座城市的一个不容忽视的注脚。

　　吴文光依然在路上，追随着“远大歌舞团”奔波于乡村与城镇，拍出《江湖》，淋漓凸显底层民众的生存本色。而流浪者的中途是车站，从《彼岸》回过神的蒋樾完成了《幸福生活》，两个在火车站工作了20年的男子悠然诉说着心中的梦想：“等将来退休了，买一两烂吉普，带个照相机，去远方流浪。”庸常岁月里，流浪却成了一种奢侈。而另一群栖息于铁路旁的流浪汉，却连这样的梦想也不曾有过。杜海滨在他的处女作《铁道沿线》里，以哀伤的眼神关注着这群无家可归的少年。他们狼藉的生存状态以及无可改变的悲剧命运，将呼啸而来的火车幻化成一种残酷的隐喻。

　　土地与歌：记录故乡的面和花朵

　　土地是我们越来越漠视的东西，虽然我们无时不仰赖它的支撑与肥力。而中国的独立纪录片人却始终坚持了与土地和农民的亲近。他们肩扛着摄像机穿行于田野沟壑，寻找最质朴的面容与最沉实的生命基调。十年以来，我们看到的独立纪录片大半收获于黄土高原、东北沃野以及广袤的中原地区，它们建构了中国风土的筋骨与血脉，令当代中国的乡土影像愈见清晰而真切起来。

　　康健宁的《阴阳》是其中代表。赤土千里的荒塬大壑，隔断了西北中国的文明脉搏。恶劣的生态环境造就了麻木不仁的生存意识，窒息着西北民众性灵的张扬与生机的绽放。常年行走在中原地区的胡杰用一部Hi8摄像机，为媒婆为矿工，为被拐卖却依然唱着故乡山歌的云南妇女，以及栖身渤海滩涂靠捞海菜度日的东北一家人书写着与土地有关的传记。他相信一个国家的真面目，来自底层民众的汗泪与悲欢，来自一种不经修饰的生命本质。他希望在他所有关于土地与农民的纪录片里，都能见证卑微者的人性尊严。这也是那些影像粗糙音质嘈杂的独立纪录片赋予中国风土的价值所在。(朱靖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