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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新报:李京红真实是一种承担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2月01日20:51 《每日新报》

  李京红真实是一种承担

  李京红,1959年生于北京作为一名男性摄像师,他历时三年,辗转五省七地,近距离拍摄 5名发廊妹的原生态生活,后剪辑成 18集纪录片《姐妹》。

  这部以“发廊妹”为主人公的 18集电视纪录片《姐妹》在湖南、浙江等地播出时引起强烈反响。《姐妹》以一间 20多平方米的发廊为中心,记录了来自浙江衢州的一对亲姐妹的真实故事。主人公章桦、章微姐妹和她们招收的湖南的小芳和贵州的阿文等“洗头妹”,在惨淡经营着她们的发廊,而她们的感情生活也同样曲折。

  记者在采访现场见到了剧中的主人公章桦,她现在也成为一名纪录片的编导。  

  眼前的李京红表情淡定,像所有留长发的男人一样,他会时常用手梳理一下垂落到额前的头发———即使这不经意的动作中也透露出一种与他体型十分匹配的沉稳,印象中这是一种所有成了事儿的男人都会显露出的品质,但是我更倾向于相信他的这种沉稳由来已久,并且贯穿过他以往的孤独与落寞。

  就是自己一个人闷头做事情

  新报:扛着一部摄像机,背井离乡一干就是三年,这至少会让人相信你是一个十分迷恋影像的人。

  李京红:摄像机刚拿到手的时候我一点儿都不会用,我是看着说明书自己摸索了好几天才熟悉这个东西的。我一直认为技术性的东西对一个艺术家的热情形成不了障碍。我小时候学拍照片就是这样。我在上高一的时候,有了自己的第一部相机,海鸥牌的,那是我姐用她上班第一个月的工资给我买的。我拍照片,画油画,到后来拍纪录片,都是自学的,而且基本上和圈子里的人没什么来往,就是自己一个人闷头做事情。我从小就在北京的胡同里长大,就是北京人说的那种“胡同串子”,但是我不喜欢北京的那种“侃爷”,每一个想法都大得不得了,到最后一个也没实现出来。

  我小时候拍照片拍的就是我周围的小哥们儿、我的街坊邻居,到后来我拍《姐妹》时心态也是这样,我迷恋于把我熟悉的生活记录下来,这种记录会比日后的回忆更真实,更具有质感。

  当时最大的愿望是到电影院给别人画电影海报

  新报:一个艺术家的作品不会离开他少年时期的心灵烙印,《姐妹》中的这种平民与底层视角让我们猜想你在北京胡同里的那些少年时光,那会是些“阳光灿烂的日子”吗?

  李京红:我高中毕业时被分配到一个街办工厂,那时最好的工作是进国企。我当时特别喜欢画画,最大的愿望是到电影院给别人画电影海报,这期间我拍的照片开始陆续在专业杂志上发表,有的还引起了很大争议,但我一直没能融入那个圈子。我很快就离开了街办工厂,开始在社会上做各种零碎的工作,这期间北京开始恢复高考了,我报考了一次电影学院,虽然专业课特别好,但是没被录取。接着又在社会上干各种临时工,包括在图片社帮人洗照片,但是时间都不是很长。后来看到周围的朋友都陆续上了大学,就觉得自己可能也行吧,我当时是一个单位的锅炉工,利用一次车祸的机会休息了两个月,拼命补习,最后考上了天津纺织学院(现天津工业大学)服装设计系。那是 1982年,我在那以前是一个挺自卑的人,不和圈里人过多地往来,自己闷头做事的习惯也是那个时候养成的。

  新报:那个时代的大学生是意气风发的,现在社会中的许多成功人士都是那个时期的“天之骄子”。

  李京红:因为这批人在上大学时都有过在社会中工作的经历,多少经历过些挫折与风雨。当时凑在一起画画、拍照片的哥们儿,许多都是干着这样那样的临时工,但是大家在一起聊的都是艺术与文学,现在谁家的孩子要是有这么个爱好,家里早就供着上艺术班去了,我们那时候的好坏全靠自己。

  那时候我也一无所有生活困顿而且对将来一无所知

  新报:所以你对《姐妹》中几个人物那种自立谋生的生活状态有一种情结在里面?

  李京红:我也过过有钱人的生活。我是大学毕业后第一批下海的人,我也曾经身家了得,我的第一部车是 1988年买的,花了 18万元。我在有钱的时候也是特别朴素的,生活很低调,好像这些钱和我没什么关系,不过后来这些钱真的和我没什么关系了,都赔进去了。一个人经过生活的动荡和起伏以后,会对“奋斗”、“艰辛”、“朴素”这样的字眼有更真实的体会,而且对朋友的理解也会不一样。我和我的拍摄对象虽然性别、年龄、背景、受教育程度不一样,但是她们的生活状态我一点也不陌生,因为那时候我也一无所有,生活困顿,而且对将来一无所知。

  新报:现在看来,这种“同类人”之间的表达与记录会不会是这部片子的一种独特的魅力与品质?

  李京红:这是一种内力。这不是在形式上可以做出来的,从小时候拍照片的那一天起,我就相信,你投入感情的多少,与影像出来的品质有很大关系,同样的光圈、快门,同样的光线与构图,但是你真心的投入了感情,与你仅仅是为了完成一件作品,所做出来的东西一定是不一样的。

  看原始素材,经常有穿帮的镜头,就是她们哭着哭着,我就会伸手递给她们纸巾,或者真心的劝她们几句。我们在一起生活的这几年,也是这样,我经常会给她们钱,让她们渡过难关,即使我身上也没钱了,我也要打电话找家里、找朋友去借。

  新报:很多人都猜测你拍这部纪录片的原始动机,“发廊妹”这么一个敏感的题材也让许多人有了另外的想像。在你的内心深处,是什么样的力量驱使着你走近她们呢?

  李京红: 1996年,我的公司解散了。我生意上失败的直接原因就是因为我太过于相信朋友,到最后我最相信的一个给我开车的司机都来欺侮我,把我的车藏起来找我要钱。在这之前我对他特别好,高工资,配手机,我的车他还可以随便用。事后他告诉我,周围的人都骗你的钱,我也是看你好欺负才这样的。还有一个骗过我二十多万的朋友当着我的面给我下过定义:第一,你这人好面子,别人找你借钱你不会马上拒绝;第二,你这人善良,喜欢帮助比你弱的人,以显示你的强大;第三,你喜欢看着别人感激你的样子。他们就是利用我的弱点,把我从千万身家弄到一无所有。

  我当时心情沮丧到了极点,觉得自己非常失败,一事无成。并且对经商也失去了信心,觉得自己根本不适合经商。

  那些日子还有一件事深深刺激了我,就是我一位特别要好的朋友,雕塑家甘少诚因车祸去世。老甘的离世让我重新思索了人生的价值。我觉得我应该在有生之年再做些什么,但肯定不是商业了,然而对一个快四十岁的人来讲,再去画画,再去拍照片,已经不现实了。

  在人生最低落的日子里,我带了一大堆书离开了让我伤心的北京,到南方的几个城市游荡,到老甘曾经生活过的深圳的时候,我开始喜欢上了这个城市。

  在文化沙漠中诠释文化在人情冷漠中寻找人情

  新报:这就是你最终选择在深圳拍这部《姐妹》的原因?许多艺术家把目光对准京城的时候,作为北京人的你却离开北京,把目光对准深圳。

  李京红:因为曾经有一个我最好的朋友在这里做过最好的艺术,所以深圳在我的心目中显得十分亲切,在深圳最初的日子里,我觉得自己就像是甘少诚,别人不是说深圳是“文化沙漠”吗?那我就要在文化沙漠中诠释文化,别人不是说深圳人情冷漠吗?那我就要在人情冷漠中寻找人情。

  新报:但这一开始只是一个很好的想法,在操作起来会困难重重,而且拍纪录片毕竟是一个很特殊的形式,不是所有人都愿意在镜头前展示自己的生活。

  李京红:《姐妹》中的主角章桦是我认识许多年的一个朋友,那时我在北京昌平有一套房子,她就住在我们楼下附近,所以大家经常有机会在一起聊天。我知道她要去深圳开一家发廊后,就对她讲了我拍纪录片的想法。

  接下来我做的事情就是卖掉了我昌平的房子,卖了六万元,三万元还朋友的债,剩下的钱带在身上,开着我的旧桑塔纳,去了深圳。

  新报:这是你第一次拍纪录片,除了经费上众所周知的困难,你所感觉到的最大障碍是什么?

  李京红:第一个障碍是拍摄对象对摄像机的障碍感。我就一天到晚提着摄像机对着她们,关着的时候也是对着她们,让她们觉得摄像机是她们生活的一部分,让她们不再排斥机器,有许多镜头是她们以为机器关着的时候拍的,她们自己也特别放松。这个过程持续了半年,这时候摄像机对她们已经不是障碍了。但接着又出现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她们每天生活相对重复,这是她们的工作性质决定的,因为发廊里每天就那么点事。这时候我就有一点私心,老希望发廊里发生点什么,当然章桦她们不希望这样,因为她们是在做生意,这样我就只有等待,因为你不知道明天是一天都没什么事或者还是会发生一些事情,所以从一开始,我就是拍摄、等待、拍摄,然后再等待,这是一个打持久战的过程。

  这部片子将改写中国纪录片史

  新报:那一定是个很折磨人的过程,当时心态会不会很糟糕,因为你毕竟是为了改变自己原来的心态才去做这件事的,后来又变得很糟糕,自己就要面对如何收场的问题。

  李京红:在这中间我开始谈合作方,但却没有谈成。最后一次我山穷水尽,从上海往北京赶的时候我一路只吃了两个包子,不敢走高速,四处绕路,因为没钱交高速费,最后我把车开到 160迈,心想一头撞死到好,一了百了。

  但就是那次回北京,我见到了陈镭,他是央视许多栏目的策划人,熟悉各种纪录片,自己也在做一个文化公司,陈镭只看了十分钟素材,就说哥们儿,你这部片子将改写中国纪录片史。

  就这一句话,让我顿时觉得眼前云开雾散,因为这是第一次有人在肯定我这件事,而且给了一个出乎我意料之外的评价。

  新报:也就是从那一刻起,这件事就大功告成了?

  李京红:事实上后来也有许多曲折,当时陈镭公司的状况也不太理想。有一次他从家里取了三万元钱给我,对我说:“哥们儿这钱是我送给你的,你再看看有没有更好的公司,一定把这片子做好,别让我耽误了你。”

  当时我就想,我谁也不找了,一定要和陈镭一起,把这部片子做成。

  现在事实证明,那些所有错过这部片子的公司和制作人,他们都打眼了。

  采访手记

  在十八集的纪录片中,我看到一个精彩的故事,在这部原始素材 295个小时的片子背后,我听到的是一个更精彩的故事。这里面有隐忍,有荣辱,有激动,有郁闷,有沮丧,也有莫名的突如其来的欣喜。

  李京红在讲述这三年中的拍摄辛酸中,神情平淡,在谈到现在接踵而至的荣誉与关注时,也是神情平淡,他说他这几年最对不住的是家里人,尤其是想到自己在事业辉煌时,家里人也没能沾上他什么光,现在家里人还要跟着他吃苦,想到这儿心里特别不是滋味。

  陈镭指着李京红告诉我,说这人能够为朋友的困难去四处找别的朋友借钱,却不肯为家里人的困难伸手找朋友借钱,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为朋友的事找别人张得开嘴,为自己家里人的事找别人张不开嘴。

  我突然意识到眼前的这部纪录片名为《姐妹》,却事关男人。 (文 马驰 2004-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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