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少年儿童的故事”为主题的2004广州国际纪录片大会评奖，最终评出大奖、学术奖等四个奖项，分别由部片子获得。图为展映片《姐妹》。 　　

    12月8日至12日，2004广州国际纪录片大会大会在广州东方宾馆、广州大学城内的广州美术学院举办，在4天时间里，大会完成了以“青少年儿童的故事”为主题的纪录片竞赛展播、评奖、展映、论坛、交易等项活动。　　

    一个显著的现象表明，广州国际纪录片大会的影响力正在逐渐加强：媒体对2004广州国际纪录片大会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回想去年的第一届纪录片研讨会，即使是广州本地的媒体，对大会进行报道的幅度相当有限，而今年，已经有来自北京、上海等地的记者特地前来采访。　　　　

    新功能，成就影响力　　

    “我们在11月底刚刚完成全部制作，就立即来参加这次大会。”《忠贞》的制片人姚言告诉记者。“我们投资了600多万元拍这部片子，希望通过纪录片大会这个平台能让更多人来关注、接受和喜欢这部片子。” 　　

    之前只从事过影视剧制作的姚言告诉记者，对她而言，制作《忠贞》这样的纪录片是一次大胆的市场尝试。该片原名为《开国元勋的夫人们》，以平民的视角深入十六位夫人的日常生活，前后历时六年跟踪拍摄，完全采用纪实手法，由于该片带有一定的揭秘性，因此她对市场前景还是非常乐观的。姚言坦承，广州国际纪录片大会今年新增加的交易环节，是吸引她前来参加的最大的原因，“在此之前，我们大概只能通过代理机构。” 　　

    事实上，增加交易环节，让许多人对目前中国唯一的国际性纪录片大会的兴趣日益增加，其中不乏对纪录片情有独钟的年轻人。广州美术学院的学生陈影红等人，就拿出了《透过骨头触动你》，将关注的目光放在行为艺术，他们拿出的还只是个方案，希望通过此次纪录片大会获得投资者或买家的青睐。有类似想法的人不在少数。他们的片子或者方案，构成了参赛影片外的重要内容。　　　　

    有专业，才有产业

　　本届纪录片竞赛大奖公布的前一天，主办方之一的广州电视台记者想拍摄一个评审现场新闻画面，结果遭到了评委们的拒绝。他们得到的回答是，“如果实在需要，只能在评审工作完毕之后摆拍几个镜头。”评审环节上的严肃，可以看出评选的严肃和专业化，正是广州国际纪录片大会一直努力追求的目标。　　作为本届大会的重要活动之一的纪录片评选活动，吸引了全球各地众多制作公司和专业人士的踊跃参加，共有23个国家和地区的115部影片参加了以“少年儿童的故事”为主题的评奖，初审过后，来自12个国家的39部影片参加了各类奖项的角逐，最终，中国湖北电视台拍摄14个月、制作时间长达三年的《幼儿园》获得了大奖。

　　尽管这些作品的文化背景不同，反映的角度各异，但是仍然深刻揭示出，当今世界少年儿童所面临的各种处境，联合国代表在对2004广州国际纪录片大会的致辞中，对大会为“今日的世界儿童”的主题贡献了极大努力表示感谢。

　　“打造一台专业的纪录片大会，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需要评审的专业。有专业，才可能有产业。”主办方之一的广州电视台台长李锦源对记者说。

　　纪录片交易，中国的第一次　　

    加拿大人Pat　Ferns开创了纪录片市场的交易方式，他将这种风靡全世界的纪录片交易方式引进2004广州国际纪录片大会。去年第一届大会一直感到遗憾的缺乏交易环节，在今年有了实质性的突破。虽然第一次在以色列纪录片大会交易时只成交一部影片，但Pat　Ferns对广州的大会还是抱有相当的信心。

　　2004广州国际纪录片大会首创国内的纪录片交易平台，以推动国际纪录片交流合作。在Pat　Ferns的主持下，超过70部中外纪录片和20余部拍摄方案参加了推介，使本次纪录片交易活动卓有成效。对于中国纪录片以及中国纪录片制作者而言，通过交易不仅使中国纪录片有望走出国门，更重要的是，这种“面对面”的交易方式，可以促进不同制作理念的对撞冲击，开拓中国独立制片人的视野，使之不再局限于狭小的创作思维，更多地了解国际纪录片市场的需求，进一步加快中国纪录片本土制作与国际先进理念的接轨。

　　最终，本届大会有多部纪录片交易成功，其中，七部中国纪录片拍摄方案获得了国际知名传媒和有实力的制作机构以及国内投资方的认可；广州出品的《琴童》有五个外国买家有购买意向，对《舞者无声》有两个买家表示想要购入。

    呼之欲出的文化品牌

　　“做纪录片是社会出现的一个文化追求的共识，是不以广告投资作为回报的，它的效益是通过创建一个高质量的播出平台，吸引社会公益团体、慈善机构以及企业等对这个平台的投资，同样是一种回报方式。”李锦源对记者说。打造广州的一张文化品牌，一直是主办方之一的广州电视台的出发点与追求目标。

　　本届大会成功举行的纪录片交易活动，集中体现了国际化特点，操作方式不断与国际接轨，更体现出国家广播电视管理机构推动中国纪录片产业向市场化、国际化发展的关注、期望和信心。据悉，国家广电总局正对纪录片的生产、运营进行专题调研，将之作为一个重要产业来发展。广州国际纪录片大会是目前全国唯一的纪录片大会，为纪录片专家、工作者的交流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有利于中国向国际学习先进理念，传播技术与运营模式。

　　与此同时，“国际”二字在本次大会中益发突显。克拉克夫纪录片节的优秀作品以“波兰日”的专场形式进行了展播；“上海纪实频道面对面”的活动现场热闹非常，一批希望与上海纪实频道合作的纪录片制作人，其中包括来自加拿大和法国的代表，在会议内畅所欲言；Discovery频道、新西兰自然历史制作公司等向大会介绍了各自纪录片制作的投资方式、营销策略、经营模式，为中国纪录片制作机构、工作者提供了一个吸收国际先进经验的宝贵机会。

　　去年第一届大会主要由广州电视台运作，而今年已得到国家广电总局和广州市政府的更多支持。有消息说，由于广州国际纪录片大会有望为广州打造又一个城市文化品牌，下一届很有可能是广州市政府成为唱主角的主办方。

 　　主办者谈 纪录片大规模出现在荧屏之日即将到来

 　　受访人：王建忠，广州电视台总编室主任

　　 南方都市报：广州电视台是两届纪录片大会的主办方之一，为此进行了很大的投入，而且据我所知，广州台也一直对纪录片保持了很高的兴趣，但我们也知道，纪录片市场相对高端，效益不如电视剧，那我们就要问为什么会对纪录片如此有兴趣？电视台能从中得到什么？

　　王建忠：纪录片是可以开发的，而且是个很大的市场。我们一直在开发纪录片，因为社会有这个市场的需求，同时我们也在开发新的观众群。从自身出发，这几年我们发现，有些频道的观众构成不尽合理，我们需要培养一些高端的观众。说能得到什么回报，如果说得通俗一点，我想是既可以满足观众的需要，电视台也能从中塑造出比较良好的声誉和社会形象。

　　南方都市报：那么，电视台播放的纪录片节目主要来源是通过怎样的渠道？　　王建忠：一般来说，主要有三个渠道：一是由电视台自己制作的节目；一个是购买各大机构代理的节目；还有一个渠道就是互相交流，包括电视台之间的节目交流，也包括在世界范围内交易市场上购买的影片。

　　南方都市报：在国内来说，是不是只有电视台制作的节目才能得以播放？个人的作品有没有这样的机会？

　　王建忠：按照国家的规定，只有获得国家许可证的节目都是可以公开放映的，并不仅仅只有电视台的节目，还包括影视公司、独立制作人甚至是个人DV作品，一句话，就是需要有许可证。而任何一家代理机构和播放机构，在购买节目时必须要看有没有国家颁发的许可证，而获得这张许可证，必须在中国电视学术委员会里注册一个工作室，然后申报领取就可以了。

　　南方都市报：我们一般会认为中国的纪录片在(20世纪)80年代达到了一个高峰，现在的电视台就比较少播放纪录片，即使有，也大多是在非黄金时间，这是什么原因？

　　王建忠：80年代的其实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纪录片，说是专题片可能会更准确一点，包括《话说长江》等等。另外，你说的非黄金时间播出也不一定，我们台就有三部片子是在黄金时间播出的，但是我认为，纪录片大规模出现在国内荧屏的这一天很快就会到来。你可以去了解一下，在美国或者日本，晚上八点钟的时候，几乎都是纪录片的天下。

　　南方都市报：纪录片面对的观众相对来说文化层次是会高一点的，也就是说比较小众化，你认为就国内的纪录片制作来说，有什么是需要注意的？

　　王建忠：市场的确有一个细分的问题。在我看来，纪录片的内涵可能是比较高端，但表现手法应该与普通人接近，也就是说，纪录片不应该玩高深，最主要是有故事，像有些所谓的另类方式(比如摆拍等等)就不足取。相比起来，我们国内的纪录片在故事的叙述上要比国外差距甚远。这次新西兰的制片人说，他们在中国购买了200小时的关于熊猫的纪录片，却发现没有一个能将故事说得好的，后来他们从中剪出一个小时的片子，卖到了全世界。我们的观念还比较陈旧，需要在拍摄语言、表达方法和关注视野方面有所改进。我认为纪录片要回到起点的定义上来，要有故事，要回归，而不是变化和改造，不能强加编导的意图，所以纪录片是没有导演的。

　　南方都市报：我们知道中国现在有很多的独立纪录片制作者，他们的作品很少能够进入到公众视野，你对他们怎样评价？

　　王建忠：我和他们有过一些接触，对他们非常敬佩，在资源那么少的情况下能拍出，而且关注边缘人群，而被购买的机会几乎为零，他们是使命感很强的人。 　　

    获奖影片及评语

    《幼儿园》　(中国) 　　大奖(Grand　Prize)
    《幼儿园》　(中国　张以庆)
 　　点评：这部影片非常完美地展现了童年生活本身，在这一方面这部片超越了其他所有纪录片的主题。　　片中展现了许多精彩时刻，比如警觉、亲密、天真，但同时也有天真的丧失。这部片非常清晰地展示了儿童世界是成人世界的价值观的折射，同时也提醒我们作为成年人的责任。本片风格纯朴自然，全世界的每一位观众都能产生共鸣。

    《女孩达莎》　(波兰) 　　
    评委优异奖(Jury　Prize) 　　
    《女孩达莎》　(波兰　巴沃夫丝卡) 　　
    点评：这是一部技艺娴熟、感人至深的纪录片。片中的主人公赢得了每一位评委的心。　　片中以儿童想像表演的方式捕获了家庭的破碎对孩子的影响，这种处理既细腻又新颖。

  　《印度马戏团的女孩子》　(荷兰)
　　点评：如果已故著名意大利导演费里尼在世的话，一定会非常喜欢这部讲述一个偏远小镇的著名马戏团的故事。　　这部感人的纪录片展现给我们开心的泪水和娱乐后的悲伤，使我们更好地了解那些为了让我们的生活更具娱乐性的孩子们的艰辛与欢乐。

　　《三代同台》　(日本　Chikako　Yamada)
　　点评：《三代同台》讲了一个传统民间艺术的传承故事。它让人们知道：传承就是接力，其成败得失完全取决于传承双方对这门传承对象的热爱程度。这一家三代人好像真的拥有了完全相同的基因，对这门技艺如此执着，决不因为亲情而苟同，真是名副其实的血脉相连、一脉相承。

　　《汤麦克的故事》　(波兰　安娜)
　　点评：《汤麦克的故事》是一部技艺娴熟的波兰影片，它非常自然地纪录了一个在困境中奋斗的儿童。小汤麦克的举止令我们既伤心又高兴。片子的摄影非常有力。

　　《浪子》　(波兰　雅采克·布拉乌特)
　　点评：纪录片扮演的最重要的角色就是讲述事实，因此以一种天真地认为全世界总是令人愉快、美丽、充满希望的态度来拍的片是不可取的。《浪子》关注了一个少年囚犯和一群残疾儿童之间的交流。二者都是被社会遗弃的群体，然而他们互相之间却能为对方提供支持和希望。

  　《日本教育制度》　(日本／澳大利亚麦克·森金)
　　点评：在当今的日本社会，通过了艰难考试的优秀学生在社会上却不一定能成功，同时他们却要承受巨大的压力。
　　这部专题片通过一个外国记者的角度和简单的结构解释了这种现象。观众在看完影片后对这种现象有很好的了解，同时也非常震惊。 作为一个纪录片代理公司经理，郑琼仍在摸索更广阔的出路。

 　　经理人说 做纪录片市场是凉水泡茶叶，慢温！

 　　在2004年广州国际纪录片大会上，女经理人郑琼是最受瞩目的人士之一，因为她的公司一举推出了30多部中国独立纪录片导演的作品。没有上过大学的郑琼当过翻译，卖过报纸(广告)、杂志(广告和发行)，1998年进入电视圈，成功运作过一个娱乐节目，最后创立了中国第一家纪录片代理公司——中国北京零频道广告公司，现在我们来听她讲述一下她和中国纪录片的结缘以及她眼中的中国纪录片导演和市场。

    纪录片应该有平视的眼光，而不是居高临下

　　我是无意之中闯进来做这个事情的。去年十一月，有一个台湾朋友来找我，他在大陆拍了三年、积累了四十多集的素材，想在国内找到一个出口。他的东西我很喜欢，也愿意帮他做运营。本来是想帮他的忙，结果把我自己给帮进去了。

　　开始的时候，我不是很了解这个市场。看了几部片，我自己挺喜欢的，我想这么好的内容，我能喜欢，就一定能打动别人。前期做市场的时候，我拿这些片子去给所有客户看，特别大的感受就是，没有一个人说这个东西不好。他们都会说，郑琼，这个东西曲高和寡。大家都觉得纪录片挺高端的，我觉得纪录片应该有平视的眼光，而不是居高临下。纪录片就是有距离地凝视。

　　商业上的挑战对我也是一个吸引，我觉得自己有商业运作的能力。我最后一份打工的工作就是和我老板做娱乐报道。我老板做内容，我做运营。在做那个事情之前，我从来没有接触过电视，不知道电视台的门往哪边开。不过我自己始终相信，没有做不成的事情，只有做不成事情的人。别人一个月做成的事，我可能会用三个月。虽然很难，但你可以按照你的想法，一步步去接近你的目标。你走这条路有很多限制，走别的路也有很多限制，只要你去的地方是自己真正想去的就可以了。

    我不是一个开拓者，我只是一个召集人

　　由此，我认识了很多纪录片导演。对于电视圈里面很多人而言，电视只是一个手段，但这些导演是把自己的爱好当做生命的一部分。我很喜欢这样全心全意做事情的人。李京红在拍《姐妹》的时候一分钱都没有，但是他把这个事情做下去了。所以我有时候会想，纪录片不仅仅是钱的事情，或者有时候它根本不是钱的事情，这是很多导演给我的一个启示。你没法等，等你把这笔钱谈下来再去做已经没法做了。他们都是一群生命力极强的人。李京红从北京到深圳24小时可以一粒饭不吃，一滴水不喝，就为了省钱来做纪录片。我真的很喜欢单纯地去做事情的人。这可能是我做纪录片的一个主要原因。作为一个商业行为，我一直也在寻找这样的伙伴。我自己在全情投入，我希望对方也是这样。我不是一个开拓者，我只是一个召集人，那些埋头苦干十年、二十年的导演才是开拓者。我们今天是站在他们的肩膀上做纪录片的。

　　无论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的导演，他们的作品都需要一个出口，要是卖不出去，就永远收不到钱。我知道已经有很多人拍了很多东西放在手上，就像没有出版的书稿一样藏在抽屉里。我上次去江西的时候，一个叫顾铁牛的导演对我说：“郑琼，我已经准备放弃掉了，可是一看见你，不行，我还有希望，得坚持下去。”这些信任是一种压力，也是一种动力。极个别的导演，我会用自己有限的财力去支持他们，同时我们也在探讨一种比较长远的合作方法。未来一个成熟的模式可能是，我帮他们把手头的片子卖出去，同时又为他们未来想做的事找到资金。

　　最大的困难在于发行渠道建设　　目前，渠道还是我最大的困难。整个2004年，我们90%的精力都放在渠道建设上，一直在做发行工作。只有更多人看到、了解，才谈得上市场。除了东方卫视之外，我们还跟20多个电视台合作，并在国内航空公司播出。中国九大航空公司，现在有六家在播我们的节目。这在国外是有先例的，国外飞机经常播自己国家的纪录片，或者是由航空公司出钱来办纪录片展。法国有很多纪录片可以进影院，我们国家现在还不行。当然，如果只做纪录片我就没饭吃了，我们还有一些其他业务，比如发行、广告等等。

　　我们公司去年开始做纪录片，现在差不多才一年，还是一个BABY　COMPANY。我们差不多推出了30多部片子，这次都带到这个大会来了。其中有很多片子是受别人委托的，我们公司还没有这么大的制作力量。可以说我就是这些纪录片导演的代言人，就是一个AGENCY(代理)，很多人把他们所有的成片都交给我代理。

　　中国纪录片要发出自己的声音　　你说纪录片不火，但是像DISCOVERY这样的频道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迅速铺满中国市场，很多纪录片导演都争先恐后地向他们报计划。我在想，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自己的声音到底在哪里。影像也是一种语言。我们在许多沟通方式上需要调整，我们也未必要成为DISCOVERY，但我们至少应该有自己的声音，哪怕这个声音很微弱。

　　据我所知，不少欧洲国家都希望中国纪录片能够发出自己原创的声音，而不是按照他们的语境所想像的那种声音。如果我能在这条路上走下去，我想在自己熟悉的文化上有点作为，发出自己的声音。我不知道这应该说是梦想，还是野心。目前国航有六个频道，五个频道播美国大片，另外一个播DISCOVERY，却没有中国内容。我觉得这是很丢脸的。

　　中国纪录片在国内暂时没有市场　　这次纪录片大会，我带了这么多成品和计划过来，就是来学习的。我想知道国际市场上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东西，他们的游戏方式是什么样子的。如果我要拿去卖该怎么卖，成片怎么卖，计划怎么卖。我根本不懂这些，因此来的时候也就没抱多高的交易期望。甚至可以说我是来丢脸的，丢脸越多，进步越快。因为我了解之后就可以去告诉我的导演。

　　这个会议结束之后，我还要去上海。跟东方卫视合作了一年，现在要重新谈合作协议。这个合作栏目叫《东方全纪录》，现在播出大概50期节目了，如果在国内没有这样一个平台，很难想像今天我能一下推出这么多片子。这个平台聚集了国内不少优秀的纪录片和导演，我是一个内容提供商、运营商。我对东方卫视还是很感激的，他们给我了一个机会。“东方全纪录”这个名字我也已经注册了。　　中央台有个人打电话跟我说：“郑琼，我看到你们一开始的时候宣传语是‘看中国最好的纪录片’，心里窃笑，觉得这个人肯定在吹牛，看了之后我觉得真的是这样”。我选片子的第一个原则是“说人话”，第二个原则就是“讲故事”。你把这个MESSAGE(信息)传递出去，一定要让别人能接受。所以我尽量不做那种特别大、特别空、跟政治有关的东西。我还是喜欢平实一点，大家能够读懂的东西。

　　中国纪录片在中国暂时是没有市场的。市场是这样一个概念，产品——渠道——消费者。但在中国，渠道是垄断资源，提供商没有很多选择。这是一个单方游戏。纪录片在国内市场不好，是因为整个大环境是这样的。做纪录片市场就是凉水泡茶叶，慢慢温。但是不管怎样你必须去做，海外市场是一方面，中国的内容必须立足自己本土。